探尋中國革命史的真義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史華慈,是揭示毛澤束發展了自己獨特的、超出蘇聯控制的共產主義的第一批學者之一,他是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科學系的榮休教授,因患癌症,于星期曰逝世于麻薩諸塞省坎布里奇的家中,享年82歲。 他的老師是費正清,通過自己長期的宣傳鼓動,促成了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建立,史華慈博士盡管没有像老師費正清那樣地有社會知名度,但是他在著作中完成了某些根本性的觀念,直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羣體爲論述中心

貶謫文化演進至北宋,在貶謫動因、受貶人數、嚴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現出與唐人的若干差異,而貶謫文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與文學的關係最爲緊密。諸如文體選擇的謹慎性、情感表達的多層次性、作品傳播方式的隱蔽性等文學新動向,較爲有效地消解了高壓政策帶給文學的負面影響;而置身逆境的曠達心態和超越意識,作爲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訴求,反映在審美情趣上,與"中和"接榫;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與"平淡"、"樂易"同構。由此,人格、心態、文學,在精神上氣血相通,相輔相成。貶謫文化的内涵和構成,至北宋已臻於成熟和穩定。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清人傳記中的章氏學術記載:《清史稿·文苑傳》章學誠傳考論

<正>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曾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書院;並為和州永清縣與亳州编寫縣志及州志,又编寫《湖北通志》。章學誠倡"六經皆史"之論,治經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義》,對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關於這     

取義西學:劉師培轉换傳統學術的取徑

<正>西學東漸,是清代中晚期以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明顯事實,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固然促使着清儒對傳統中國學術進行總結和反思,從另一方面而言,西學也逐渐地改變清儒對既有學術的認知與看法。隨着西方列强與西方文明對清政府主導統治的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曰深,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度夷"的提出,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都是清儒認識到西學的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日傳本《五行大義》所見古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輯證

《五行大義》是中古五行學的集大成之作,對於中古知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同時,由於其大量徵引早期文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輯佚學與校勘學價值,自回傳中國以來,向受學者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傳本《五行大義》並非一般轉寫本,而是一種正文與注文合寫的注釋本,由於中村璋八等早期整理者未能注意到這一問題,因此在其整理過程中出現不少點斷、讀破的現象。該文在釐清日傳本《五行大義》正文、注文合寫的文本結構後,對其所引隋人所見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正文部分的文本形態及其輯佚學、校勘學價值進行了論述。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懷念史華慈

從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的四十多年來,通過他在哈佛大學政府與歷史系的教學工作,以及通過他的著作與論文,史華慈成為中國研究領域内的泰斗級人物。他的研究,尤其是在横跨思想史與政治學的領域,已成為衡量學術的標准,他的研究對于學生們以及全世界的學者們都具有指導作用,而且已成為學人們獲     

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高麗義天的北宋之行與詩文集刊行——以李頲《樂道集》刊行經緯爲中心

<正>一序言韓國漢文學通過對中國文學的積極接受和融合持續發展。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主要是通過使臣往來和派遣留學生等和中國的直接交流而得以實現。因此,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在韓半島對中外交關係的影響下,在不同的時期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尤其在高麗時期,中原頻繁的王朝交替導致高麗與中國的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李白與羌族文化

李白是奇人。若與他的朋友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相比,其思想、作風與人生道路均有很大的差異。他爲什麽這樣特殊?學術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試圖解開李白之謎。我則試圖從文化背景的不同上說明李白的特點。爲此我除了從中國固有的儒、道、法、縱横等不同學派的影響上進行剖析外,還從李白先世居住地區的地域文化着眼,說明李白與突厥文化的關係;從蜀地區域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