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敬告作者和读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愈益凸显,成为国史、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国史、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学科发展和创新的最重要内容。加强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努力拓宽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野;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主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拓展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领域。国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传承历史文脉的精品力作——评《南京历代风华》

南京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化名城,也是我国名的四大古都之一。5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约2500年的建城史,1700多年的建都史,使南京这座“六朝古都”、“十朝故都”充满了深厚的内涵和迷人的魅力。南京历史的盛衰起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南京的悠久历史,灿烂化。引得无数帝王     

亟待加强东北边疆史的研究

边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包括边界史研究在内的关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化、民族、宗教、语言、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整合。     

天津行化银由宝银转为“虚银两”的过程

在权威的中国货币史著作中,几乎全都将天津行化银称呼为没有具体实物的虚银两。如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史纲要》,魏建猷著《中国近代货币史》等,“行化平——此平在天津商场中最为通行。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浙江海宁金石墩遗址发掘报告

海宁金石墩遗址是一处良渚化人工堆筑的中小型墓地,为了解海宁史前化及良渚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处境。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

河洛化研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大题目,这个题目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传统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很多人不会忘记,二十来年前,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引人注目的“化热”。由于“革”时期化遭受从未有的歪曲和践踏,故而在拨乱反正之后,阐述化和化史的论作一时风行。章、专、刊物如雨后春笋,还有大部头的书,像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化史丛书》、中国炎黄化研究会推出的《中国化通志》等,多达数十卷,上百卷。这一热潮后来向纵深推进,研究逐渐专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区域化的研究成为热门。     

读魏宏运先生的新编《中国现代史》

魏宏运新编《中国现代史》教材运用丰富翔实的资料,以新体例对1919～1949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化和社会生活作全面、科学、客观评述,是一部学术性的中国现代史教材。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从历代碑刻遗存看万固寺的兴衰发展

碑刻是会说话的石头，是史外之史。它集学、书法、雕刻、艺术于一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化内涵，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地域政治、经济、化、宗教和社会的实物资料，是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可信可依的物遗存。它能补史之阙，纠史之误。位于山西省永济县东南中条山麓的万固寺作为千年佛教名刹，保存了大量的碑刻题记。     

地方编史修志效率说

编史修志生产力,是指史方志工作在史志园地填空补缺、澄清地域化史迹的综合能力。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编写技巧的专业人同地方史、方志、党史、谱牒、物、献、专业志资料相结合,就构成史志园地的社会生产力。史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主要可以从人的生产经验的丰富程度、劳动技能的高低     

区域史视阈下的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

运用区域史的学术理念、视野与方法,通过时间与空间的整合,利用碎片化的资料,能够梳理出朝鲜半岛古代史的主体线索,还原朝鲜半岛古代史谱系的本相,同时可剔除政治(国家)及民族情绪上的影响。抛开国别史研究方法的掣肘,客观地展开朝鲜半岛古代史中的民族源流、政治归属以及政权嬗变的历史论述,可以避免产生历史问题现实化与现实问题历史化的倾向。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