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致李根源书札七通

《近代史资料》第三十六辑(1978年第1期)发表有《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一文*(以下简称《信》),内容为1920年至1928年间章太炎所寄予李根源书札七十九通,主要言及当时国内动荡的政局变扰、人事纷争;亦有一些其他内容:如李根源个人健康、家庭变故等.     

说“柙”

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所出第三十二号遣册简云:"大柙一枚"。案柙字《说文》训"槛也",并非随葬用的器物,所以显系同音假借之字。《文物》1976年第10期所载《考释》谓大柙即大(木大一皿),接近正确。(木大一皿)字《说文》木部谓"酒器也,从木,盔声";而口部"从口,(大一皿)声"的(口大一皿)字,"读若     

读者作者来信

《文物》1962年11期罗继祖同志所作《关于辽尚(日韦)墓志的几点考证》一文,其中有两点可以补充:(一)原作谓:"志文第八行‘勾充枢密院令史’,《辽史·百官志》北南枢密院属有掾史,无令史,惟中书省属有令史,此作令史,不作掾史,疑《辽史》有误。"按《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入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丞旨二员,令史十人,中     

关于“士”名的由来

《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詹子庆同志《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一文,引顾颉刚先生“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之说,论述颇为精到。唯詹文未对“士”之训诂略作考察,是美中不足。《说文》训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此说近人多不以为然.实则士字甲骨文作“(?)”,“(?)”正是古文之十.另一方面,商代军制,以十进     

《秦成阳城考辨》之考辨

20世纪70年代中期,牛羊建筑遗址的局部发现和发掘,拉开了秦咸阳故城探讨的序幕,20余年来,多有争议。近来,张沛同志在《秦咸阳城考辨》(《陕西文史》2002年第5期)和《秦咸阳城布局及相关问题》《文博》2003年第3期)两文(以下合称《考辨》)中皆阐明“秦咸阳城位于当时横桥西北渭水之滨,     

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订补

《诅楚文》有三石,皆发现于宋代。因不断拓刻,版本亦有多种。今天学者研究多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对《诅楚文》的考释,自宋以来不断。近人容庚、郭沫若、杨树达、姜亮夫皆其中卓著者。其中以郭沫若考释最为精当。郭沫若对《诅楚文》考释的贡献在于:(1)考证元至正中吴刊本并非原石原拓,说明《诅楚文》版本之多而异;(2)把《诅楚文》年代断定为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3)断定《亚驼文》为伪。以郭沫若之地位和影响,学者多有从之。然而郭说作于1947年,随着学术的进步和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笔者以为郭说既有误,又有意犹未尽之处,因为之作订补,请诸家指正。     

更正

本刊2012年第四期,黄汉民先生《福建上杭城市化进程下的客家民居》一文,第10页图片说明应为"上杭文庙棂星门的高大抱鼓石";内文"斗拱"皆应为"斗拱";第12页左栏第6行之"圆满"应为"圆润";第16页小标题应为"客家民居特色的传承"。袁靖先生《生业兴起文明进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一     

耦耕新探

对于我国古代的耦耕,前人已经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看法。或谓二人对耕,共执一耜;或谓二人并耕,共踏一耜;或谓二人同耕,合用一耜。诸说虽各有异,但都是将耦耕视为一种使用耒耜的耕作方式。在七七年《文物》第四期上,汪宁生同志发表了《耦耕新解》。作者反驳了历来的旧说,     

鞭与策

《文物》1983年第7期《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一文,对古代车制作了精到的阐述。文章论及鞭与策时,指出策即顶端装针的笍,用以刺马而促之;同时认为古代之鞭,"多用于殴人","罕用于马,故先秦、两汉之御车者一般并不挥鞭。所谓‘左执鞭弭’等说法,乃是假殴人之具以箠马。唐以后,驱马才普遍用鞭,而装(钅双双)之策遂渐次隐没不见"。笔者从文字记载所见,愿对此作一点补充。     

論清高宗構建極權帝國文獻體系的歷史背景與制度設計——《四庫全書》與文獻傳承研究之一

<正>官修圖書是古代中國文獻生成、整理與傳承的重要途徑,尤以帝王名義進行(或由帝王親自主導)的圖書整理、纂修活動,常能發中秘之藏,徵民間之書,拯文獻于將滅之際,寓揚棄于編纂之中,構建起同本朝政治態勢相適應的文獻體系,在古代文獻得以恢復、整理與傳承的歷史演進中起决定性作用。漢代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清高宗弘曆纂修《四庫全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次官修圖書活動。由清高宗弘曆主導的《四庫全書》纂修工程,在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爲宏大,不僅編成了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最大的一套叢書,催生了一批附屬典籍     

邮票上的书院:安定书院、鹅湖书院

正2009年11月15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一套四枚,这是继1998年4月之后,书院再登"国家名片"。《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全套邮票共4枚,包括石鼓书院、安定书院、鹅湖书院、东坡书院,面值均为1.2元,由当代著名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共同绘制。与《古代书院(一)》之嵩阳、睢阳、岳麓、白鹿洞皆属天下四大书院不同,这次列入的四所书院各有特色。兹以安定、鹅湖为例,就其历史沿革与特点特色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释■

《甲骨文编》卷十二有■(铁二·二)、■(前七·四·一)、■(粹三七六)、■(邺三下·四三·四)等字。孙诒让释作系(■),他说:“《说文·系部》系,籀文作琢,从爪,此即■之省。”罗振玉从孙说,亦云:“《说文解字》系■也。从系声。籀文作■,卜辞作手持丝形,与许书籀文合。”王国维先从孙说,后又谓《说文》■之古文。丁山从王说,他在释商代《小     

应该正确评价《大观圣作之碑》及瘦金书体

1973年,我国应日本的邀请,选择河南省保存的汉画像石和古代碑刻的部分拓本赴日展出。为了作好展出的宣传工作,我馆撰写了《新乡<大观圣作之碑>和瘦金书体》一文,在《文物》1973年第7期发表。文章对我市的《大观圣作之碑》作了正确的介绍。首先指出:"宋徽宗赵佶是历史     

西安唐代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内容浅议

《文物》1984年第10期所刊《西安发现唐代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一文谓,该佛座正面博山炉旁之二僧,"执勺向炉内添香"。又谓佛座右侧刻纹中,"第一人拨‘阮’,第二人弹琵琶,第三人挟‘抚拍’,徒手作按节指挥状"。按以上解释均有可商。正面二僧拿的不是勺,而是柄香炉,又名鹊尾香炉,本身就是燃香之器,不能用于添香。右侧第一人是在弹曲项琵琶,不是拨阮,阮的音箱是圆形的,与琵琶的音箱之作梨形不同。第     

蟠龙纹海兽葡萄镜的由来与演变

自1984年起,孔祥星、刘一曼合著的《中国古代铜镜》与《中国铜镜图典》两书相继出版,对学习和研究中国铜镜文化起到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在涉及到铜镜分类与年代的有关问题时,一般皆以此作为依据。1990年10月,台北学者颜娟英发表了《唐代铜镜纹饰之内容与风格》一文。199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一文,     

吴工年戟跋

1980年安徽省霍山县发现古墓一座,出土戟1、戈1、殳1和(车口)2、马衔2。按此乃二马一车制之埋葬。戟、戈均有错金文字,得知戟为"攻敔"戟,戈为"蔡侯"戈,王步毅同志已作了详细报道,并对戟、戈铭文有所释读。余觉此亦重要发现,因跋数语记其要也。戈铭"蔡侯之用戈",此蔡侯名字与寿县蔡侯墓中出土铜器铭文的蔡侯名字相同。余曾以陈侯午(钅臾)铭证之,知其为蔡昭侯臾(详见《寿县蔡侯铜器的再研究》,《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兹不再赘。戟为戈、矛分体,于戈胡正反面错金八字。文曰:"攻敔工年,自乍用戟"。正面胡文"攻敔工年"四字皆反文,王步毅同志     

读者 作者 编者

《文物》编委会: 《文物》1979年第6期《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一文,考证亭侯之制,引《通典·职官》十三:"至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读者另在《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见到《安徽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一文所引属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编号140的一块阴文墓砖,有"?费亭     

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契丹藏》有两种版本《文物》1982年第6期刊载有关《契丹藏》(亦称《辽藏》)的报告及论文,断定《契丹藏》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雕印的,因而称之为"统和藏"。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曾撰《<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一文(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期),认为:《契丹藏》的雕印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期发表了《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一文(以下简称《论辽藏》),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再次断定:《契丹藏》雕印于辽圣宗时期。拜读此     

陈独秀笔名补遗

任建树同志《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一文说:“根据以上统计,陈独秀一生共使过三十七个名字。”查作者在该文所列的三十七个名字中没有“致中”这个名字。陈独秀在1922年底至1923年曾多次使用它发表文章。如《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向导》第13期),《丧尽权利之鲁案协定》(《向导》第14期)、《统一的     

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成书年代诸问题

敦煌遗书中,有题名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的残写本四件,观其内容,皆为远古传说中的天地开辟、九氏三皇五帝事迹,杂有造酒等民间传说及佛教传说,所叙类似《帝王世纪》(晋皇甫谧撰、今有辑本)、《三五历记》(吴徐整撰、今有辑本),但观点与材料来源上有所不同。检历代史志,皆无《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一名,司马贞《三皇本纪》、刘恕《通鉴外纪》、罗泌《路史》及马啸《绎史》于汉晋以来有关远古传说著作搜罗甚广、亦皆未及此书。唯此敦煌所出写本残件,反映出确曾有《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一书在社会上流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