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蒋、汪的矛盾斗争发轫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山舰事件”,到改组派发起反蒋活动,则演成了真刀真枪,势不两立的架势。1932年,改组派烟消云散,蒋、汪握手言欢,分掌军政权力,开始了所谓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但彼此始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抗日战争爆发,蒋、汪矛盾尖锐激化,暗斗渐为明争代替。“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伴随着权力之争,加上日本诱降、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导致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彻底破裂,造成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化。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汪精卫上海会谈始末

1926年11月,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接到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促其回国复职的电报,立即回国,于4月2日到达上海。其时,蒋介石、吴稚晖、李宗仁等正在上海策划反共。闻汪到沪,齐赴汪寓(汪住孔祥熙宅)进行会谈。由于此次会谈是秘密举行的,局外人士很难知其内幕,嗣后书刊谈及这次会谈时,说法不一。董显光所著:《总统(蒋介石)传记》认为,蒋汪在反共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当时的《国闻周报》登出蒋汪会谈的内容较为详细,亦给人以蒋汪已达成反共协议的印象。其后六年,大公报编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关于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汪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的蒋日关系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前十年间蒋日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谨就所接触到的史料,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阶段蒋日关系加以剖析,作为抗战前十年蒋日关系系列论文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9·18事变前的蒋日关系》之后的续篇之一.水平有限,史料不足,错误疏失之处,敬请指正。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胡传魁”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枪毙

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的原型是胡肇汉。他生于湖南,曾是国民党杂牌部队的散兵。抗战时,他拉起一支队伍占山为王,后被中共抗日武装收编,但不久叛变,在日、蒋、汪之间纵横捭阖,反复无常。抗战胜利后,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盘踞在阳澄湖地区,残害中共军民,民愤极大。     

陈济棠策划南昌刺蒋

<正>蒋介石一生曾经多次成为别人策划行刺的对象,但每次均能化险为夷,比较著名的有1931年夏"暗杀大王"王亚樵组织的"庐山刺蒋案"和1935年11月1日的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礼堂的"刺汪案"(因蒋介石临     

“西安事变”中的蒋百里

据蒋百里的侄孙蒋启霆介绍,并查阅《蒋百里年谱》及蒋的女儿蒋和回忆其父的文章,以及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得知蒋百里在“西安事变”中曾起过重要作用。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未料,次日(12月12日)拂晓,发生了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汪伪政权中的陈公博

随汪投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一面和蒋商谈和战问题;一面准备离开重庆投敌。陈公博当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1月初,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筹划训练国民党员的工作时,汪精卫来电要陈公博在参政会召开前,提早一两天到重庆。陈公博一到重庆,汪精卫便告诉他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蒋介石定都南京经过

蒋介石定都南京经过图／一凡文董国强自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以后,蒋介石一度篡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但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利用北伐胜利的有利时机,开始发动对蒋独裁权力的斗争。通过＂迎汪复职＂、迁都武汉和...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的实像--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读后

近10余年来,二战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战争期间通敌现象和傀儡政权的研究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最近,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等人合的《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下简称《日伪关系研究》),这是一本别具新意的佳作。作以华东地区为中心,选取日汪关系中四个极具解剖意义的个案,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层次多视角地揭示了日汪关系的实像,读后让人获益匪浅。     

蒋介石聘用的四届德国顾问

蒋介石聘用的大批德国顾问,以军事顾问为主,经济、警察和法律顾问为辅,最多时迭70余人。每批德国顾问团来华,都有一位总顾问率领。我听曾与总顾问包尔一同工作过的汪云汉说,凡担任总顾问的人,都是德国有名的军事人才,而且凡是德国同意派遣来华充当总顾问的,都是复仇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总顾问对聘用哪些兵种的顾问、聘多少人、购置什么武器都直接向蒋介石建议,蒋大都是照办了的,但     

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的“联蒋倒汪”策略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就活跃起来,竟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官相勾结,于８月２０日,在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１１月２３日,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等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宣布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非法,后又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公开制造分裂,这就是西山会议派。在西山会议上,他们着重分析了广州的政治形势,研究了对待国民党领导人的态度,确定了…     

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

十九路军与其他反蒋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长期的拥蒋经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基础不牢固。随着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等时局的演化以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在抗日、"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