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秘档看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历史真相

清朝对台湾郑氏集团,一贯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尤其是在清初,鉴于当时的形势和郑、清双方力量的对比,清廷对郑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招抚活动,希望在不劳师糜饷的情况下,用和平的方法统一台湾。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发现一批顺治和康熙初年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档案。其中有厢黄旗下同安侯郑芝龙的揭帖,兵部尚书噶褚哈、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的密本,郑经致孔元章书,郑经致其舅父董班舍启,藩前督理行营礼官蔡政、工官柯平复孔元章咨文,等等。这些档案在当时都是机密文书,珍藏于清宫中。迄今也尚未公布过。…     

清代吉林乌拉至爱辉驿站站丁身份的初探

<正>清代康熙年间,清廷为抗击沙俄入侵,在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这些驿站的站丁来源及身份,至今仍众说纷纭。有些文章说上述驿站的站丁是清廷"发配"的罪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清史编年》记载:平定"三藩之乱",清廷有明确的招抚政策在吴三桂起兵叛清之后,清廷在平叛的过程中,康熙帝始终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从康熙十     

施琅进军澎湖几个问题的考订

施琅进军澎湖几个问题的考订施伟青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渡海东征，进攻澎湖取得胜利，接着又趁有利之机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使台湾不战而下，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可以说，澎湖大捷为施琅开展富有成效的招抚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     

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以方显和张光泗为代表的抚剿二派,在苗疆两个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的。在开辟的过程中,官兵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线交织并行。开辟苗疆最终以剿收尾,是因为主剿派官员无视当地文化习俗的特殊性,兼之治军无状,下属争邀军功,治理"未得善策",一误再误所致。     

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     

郑和与旧港宣慰使史实辩正——兼论印尼华侨史实

历来认为,郑和招抚旧港海盗后,委任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施进卿死,旧港发生施二姐与施济孙争位,郑和前往招渝,以施济孙继任旧港宣慰使。然而,却忽略了深受印尼人民爱戴的“施大娘仔”的史实。正是郑和既剿抚海盗,又保护华人,方赢得印尼土和印尼人的无比崇敬。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北伐军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对此,清廷没有选用康有为之类的书生们去与革命军“议和”,而是起用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10月14日,清廷补授袁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11月1日,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仍节制调遣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袁世凯到任后,一方面让冯国璋率领北洋清军向汉口、汉阳的革命军进攻,造成“武汉形势危急,待援尤亟”     

论姚启圣对郑氏集团的招抚

<正>郑氏集团是明末崛起的一只海上武装力量,他们自清军入关后,于沿海坚持抗清,直至割据台湾,与清朝中央政权形成长久对峙的局面。应该说,清廷最终统一台湾,收服郑氏集团,除了施琅治水师有方,能征善战之外,更离不开福建总督姚启圣所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再考察

明亡后,清政府出兵西南欲统一全国,对桂西土司积极招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桂西土官归顺清廷经历了一个艰难抉择,其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阶段性。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亦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俎豆同光：清代乡贤入祀中的文化认同管窥——以贵州古州厅为例

古州厅是清代开辟黔东南地区时所设“新疆六厅”之一,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逐渐被纳入直接统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清廷为巩固统治所需,秉持剿抚相成的治理思想,对其设流官进行治理,并利用地方士绅力量辅助,试图架构起从“多元”到“一体”,从“新疆”到“旧疆”的统治体系。在大一统进程中,古州厅努力塑造出代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乡贤身份,彰显其忠义精神。古州厅乡贤殁后多入祀名宦贤良祠与乡贤祠,通过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两种方式推崇忠君爱国思想,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地方上的传播和认同,是统一多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写照。     

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

洪武时期 ,明朝廷对北元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 ,被认为是蒙古人的故元官兵大规模南下 ,直接导致了北元复国失败和分裂瓦解。作者通过对南下故元官兵的由来、民族构成和蒙古人特点的分析 ,认为所谓南下蒙古人 ,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时北退的元朝官兵。他们中汉族占有相当比重 ,其中的蒙古人也具有久居中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内在因素的存在 ,才使明朝的招抚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Loyalist,patriot, or colonizer? The three faces of Zheng Chenggong in Meiji Japan and late Qing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eng Chenggong’s image in Meiji Japan and late Qing China. Prior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Zheng Chenggong was often depicted as a Ming dynasty loyalist in Chinese narratives and as a Japanese hero adventuring in a foreign land in Japanese narratives. The two groups of narratives converg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forming Zheng Chenggong into a patriot, an anti-imperialist hero, and a conqueror and developer of Taiwan. Underlying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narratives of Zheng Chenggong was surg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forms of imperialism. This study aims to show how different nationalist agendas activated efforts to recreate Zheng Chenggong’s image in China and Japan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班卿诗草》中的历史书写和现实批判

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著名人物之一,其代表作《邵氏危言》与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称为"晚清三危言"。《班卿诗草》是近期发现的邵作舟文学作品之一种,是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以文学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场景和风云变幻,真实地表达了这位思想先驱者的历史认知、爱国胸怀和政治胆识。     

雍正王朝与景德镇官窑瓷（上）

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雍正皇帝（图1）执政时间最短,前后仅有13年（1723至1735年）,但就景德镇官窑瓷生产的成就、品位而言,它较之康熙、乾隆两朝并不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王朝与景德镇官窑瓷（下）

4．粉彩瓷的继承与发展 粉彩是康熙晚期在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瓷的影响,由景德镇陶瓷工匠创制的彩瓷新品种。五彩瓷烧成温度高,色彩对比强烈;粉彩瓷烧成温度低,色彩柔和淡雅,故五彩又称“硬彩”,粉彩又称“软彩”。粉彩瓷格调上所以有如此变化,主要是彩料中新引进了一种不透明的乳白色玻璃粉末,俗称“玻璃白”。其作用一是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各种彩料加以粉化,从而使色彩具有浓淡、深浅的色阶变化;其次是“玻璃白”的加入,可使瓷器上的画面,具有国画中用粉后的渲染效果。     

晚清大词人况周颐笔记中的故宫学史料──以光绪朝宫中元旦典礼史料为例

故宫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综合性学科,郑欣淼先生曾经指出,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六个方面,包括故宫古建筑(紫禁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百万件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以及近八十年的故宫博物院的历程。本文内容属于上述第三个研究范畴"宫廷历史文化遗存"。作者拟透过对晚清大词人况周颐的一则故宫史料笔记的初步考察,说明历史文献是研究故宫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不可或缺的领域,而曾经在京任官的文人及其集部著作,正是研究这个范围的故宫学亟待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文献史料根源之一。     

寻找书画作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张力——郑板桥书画润格“广告”的启示

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先生,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却仅仅官至七品,最后且落得个摘去乌纱的革职处分。其实,人们大可不必为板桥先生惋惜。板桥先生的不幸,又恰恰是中国书画史、文学史之大幸。在中国历史上,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而板桥先生别出心裁的润格,更耐人寻味,它对书画作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颇有启迪。     

语语珠玉 如闻如视——郑珍《母教录》品析

清代诗人郑珍的《母教录》是在其母永诀之时摹其母生前之音容笑貌记之。其文立意殊俗,虽自然平实,却生动真切,娓娓道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至情至理,语语珠玉,真实感人。细细品来,一位勤俭仁厚,聪慧贤德,爱子至深,教子有方的贤母形象鲜明地伫立于读者心目,生动地体现出母贤子孝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