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本文以2009年5月拍卖的梁启超致胡适函为主要资料,辅以其他相关文献,力图还原1920--1922年间二人在学术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佛教史》、《墨经校释》诸书写作中与胡适的互动,并对一直面目不清的梁着《国学小史》与胡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关联进行了分辨与考证。     

短评二则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解说今人所谓学术思想史,大都各人的见识,而不等于历史的事实。不仅后人的著述如此,即使当事者的记录,立场不同,看法各异,至多只能存此一说,反映了史事的某些方面,而不能断言全部事实就是如此或只是如此。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原因还在各人所处位置及其见识的远近高低各不同,时空位置有异,心中形象有别。将高下之分认作见仁见智固然有害,高明者的英雄所见略同之下,也不止是小歧,梁启超与钱穆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看法迥异,便是显例。要在走马灯式的历史图卷和万花筒般的历史认识中学会四面看山,八面受敌,从你方…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信的史学价值

近年新发现一批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的书信,这些书信,原件是王国维自己保存下来的,后来由其家属转交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目前,除有的学术著作中引用过少部分内容外,尚未正式全部发表过。梁、王、沈三人均是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国学大师,这批书信涉及到大师们的治学思想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大事,因此值得认真关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停办。曾任职于此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存在的短短四年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现…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诸子·王官·学统:诸子起源再认识

<正>研究学术史,离不开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传统。据专家解释,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岭南文化与梁启超的学术个性

在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出身岭南的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不仅无法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相比,甚至于与晚辈胡适等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的学术给人们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却是其他人难与比肩的。直至今天,他的学术似乎仍是一个解说不尽的话题。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耐人寻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力图探索导致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个中原由,虽不乏其合理性,但并来揭示其真正的意蕴。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表证着梁启超的学术不仅有其别具一格的品格与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的指认。     

钱穆缘何成了国学宗师？

自中央决策高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圃”后，“国学”一词颇为流行。有些人把“国学宗师”的称号不负责任地奉送给某些学者。但是，即使像季羡林这样的学术通人也不敢接受“国学宗师”这顶桂冠。其实，20世纪中国能够称之为“国学宗师”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钱穆等，谈何容易!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读陈祖武著《中国学案史》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兴起各类专史的研究，如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史学史、学术史等专著陆续涌现，是传统史学在西方影响下逐步近代化的表现之一。其中中国学术史的著述，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同名书相互辉映，久已享誉学界。近年论著频出，知识幅面多有铺展，而研究的深化问题，亦成当务。     

章太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