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右派”省长沙文汉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忆“三同”张老——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谈录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李之琏反党集团”案始末(上)

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储安平的命运

1957年,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20年后,只留下了6个“标本”未予平反,储安平就是其中的一个。读罢本文,也许就能了解储氏何以不被平反了。     

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

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中,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仅寥寥数人未得改正。林希翎便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得到改正?一、林希翎为何被打成右派     

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上）

父亲(章伯钧)在反右运动中,直接连累的京剧名演员有三人。一个是李万春,另两个是叶盛兰、叶盛长兄弟。艺人哪懂政治,却被政治搞得头破血流。想到他们,父亲便叹息不已:“唱戏本来就苦,现在就更苦了。”父亲歉疚终身。他死后,这种歉疚感留给了我。李万春和叶盛长赶上给右派改正,还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可惜了的是叶盛兰,他是屈死的。叶盛兰(1914—1978)汉,男,籍安徽太湖,京剧小生演员。【背景·“富连成”】提到京剧,就要提到“富连成”;提到叶盛兰,也要提到“富连成”,这是他的背景。他的一生,因它而光耀,也因它而屈辱。“富连成”是啥?“富连…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为人作嫁永不悔——记编辑家胡学彦

1979年胡老师复职回来,我进出版社才一年。当时全省的出版社只有一两家,当年的文艺出版社还没有“落生”,她只是人民出版社“腹中”的一个编辑室。那一年,呼啦一下,许许多多被改正的“右派”先后落实政策,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下子也进来了好多个“右派”或是与右沾边的人,其中有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编辑家夏钦瀚、方福仁,散文作家费淑芬……其中磨难二十余年的胡学彦也归队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关于反右派扩大化的若干思考

从1957年6月开始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直接后果是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反右派斗争规模之大,牵涉范围之广,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墨迹背后的往事

1957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是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也为革命服务过”。陈梦家由此被划成右派,降级使用。陈夫人赵萝蕤遭此沉重打击,精神分裂。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及其经验教训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地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认真地反思和总结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有必要的,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