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清代徽州才女研究

清代徽州涌现众多才女,处于社会上层的她们饱学闲适,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也比一般妇女受封建礼法束缚更深。徽州能产生众多才女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牌坊与徽州文化

牌坊与民居、祠堂并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作为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产物,牌坊不但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代表,更直观体现了社会伦理文化.明清时期徽州建造了大量的牌坊,这是经济因素、乡土礼法和宗法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略论清代徽州方志的发展

徽州方志是徽州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徽州修志的鼎盛期,考察这一时期徽州修志的实践是徽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徽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文试图对清代徽州府县乡镇志、专志的发展概况作简单探讨。     

从家谱档案中看徽州宗族的变迁——以《新安徐氏宗谱统系》为中心

作为传统宗族社会典型的徽州地区,在明清时期,宗族已演变成徽州基层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透过宗族的变迁即可管窥这一长时段徽州基层社会的变化。家谱档案作为家族发展的直接记录,是探究宗族变迁的基本文献,对其进行实证性研究,可以弥补相关定性研究的不足。     

晚清徽州吏治败坏及其成因研究——以《裕课清累全案》为中心

同治年间休宁粮差大案是晚清时期徽州吏治败坏的集中体现。此案中差役操纵勒索情形极为严重,对百姓危害巨大。官府腐败无能,长时间内无力解决差役危害,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成为常态。此种局面的形成与清代胥吏制度有密切关系,而晚清徽州宗族衰落,对胥吏失去钳制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例”之辨—略论清代刑案律例的继承与创新

明清时期,"例"作为区别于"律"的一类法源形式被确定下来。与明代相比,清代刑案类条例数量有了极大增长。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往研究并未对明代"事例"给予应有关注,忽略了其与清代条例的真实对比情况。此外,早期立法方式、特殊社会背景、多变的犯罪情境、以及礼法服制等因素影响的加深,都促进了清代刑案条例的快速增长。     

《新安大族志》考辩——兼谈《实录新安世家》

中国古代谱牒编撰,先有官修地方名门总谱,后有私撰各姓族志家乘。明刊程尚宽《新安名族志》,虽辑录的是徽州一府六县各世族源流及聚落分布,但其编撰却是由私人自发完成的,因其成书方式较有特点,故在中国谱牒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自然也是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然而,按国内藏书著录和已有成说,仅是出于徽州地区,且专以网罗一府或一县之世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论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特点

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数量与质量都取得较大成就,志书主修与主纂者文化素养较高,其中进士出身者较多,部分非进士出身者文史素养亦不在进士之下。纂修者多认为志源于史,为史之支流,或互为表里。实践中,他们多以"史笔"修志,尤其注重"信今传后",审异同,辨遗误,以增强志书的可信度,考证的内容广泛分布于志书各卷或子目之中。徽州府县志纂修者还明确提出"隐恶扬善"的修志倾向,为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善、义行等楷模树碑立传,表现出"隐恶而不虚美"的特点。这使得清代徽州府县志真实保存了更多徽州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信息,传承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     

清代寡妇立嗣问题探析

清代,寡妇在守志的情况下,可以成为立嗣权利的主体。其立嗣方式主要有应继和爱继两种,有时也有异姓继承情况发生。寡妇在立嗣时多伴有相关的经济补偿行为。清代的寡妇立嗣权常受到父家长权及宗族制度和传统礼法习惯的制约,是不完整的。但清代寡妇已能运用法律手段来适当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地方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多倾向于支持寡妇的主张,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以保护弱势者的权益。     

锦绣后宫——清代后妃服饰简述(上)

<正>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以别逆顺,维护统治,强制汉人改穿具有满族生活特点的衣冠。同时礼法制度上多承袭明代,修定了严格的衣冠制度,冠服体系周详严整。从帝后到官员的冠服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类,都有各自严格而详尽的定制。而清代严格的服制对便服限制不大,可依据各人喜好选用衣料及纹饰。同时,部分便服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