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重实证的圈地运动研究——读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圈地运动曾经是国内学界世界史研究的典型话题之一。在近三十年沉寂后,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的发表,格外引人注目,是英国土地产权研究的标志性创新成果。传统观念认为圈地是为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而在这篇近八万字的长文中,作者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将圈地运动与土地私人产权明确化联系在一起。侯建新教授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圈地是否合法的依据,证明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制框架下进行的,并非完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对于长期以来学界所忽视的农民圈地以及饱受诟病的领主圈地,作者运用数据分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做了实证性考察,并重新估算了广受关注的16世纪英国圈地规模和社会影响,直接对话外国同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圈地运动与英国土地法的变革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始终与英国法律特别是土地法的变迁紧密交织一起,呈现彼此影响的互动状态。最初的圈地是在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普通法不承认维兰的财产权,使领主圈地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为圈地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法律环境。15世纪时,随着庄园制经济的发展,土地法发生了变化,庄园农民的土地产权趋于明晰,新的土地法成为都铎政府限制圈地运动的法律依据。17世纪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法律又成为推动圈地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推动下,土地法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小农土地产权制度迅速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到19世纪末,社会利益备受关注,国家法律又转变为禁止私人圈地和保护公众休闲用地的手段。由此可见,圈地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变革,也是法律领域内的一场变革。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新论——兼与国内学术界某些流行性观点商榷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关于圈地运动和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值得引起注意的研究趋向: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借鉴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依从旧说;偏重于生产力或纯经济的研究.在综合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圈地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牧羊业自身的生产特点及其所决定的远比种植业要高得多的丰厚利润,而不是国内学术界所通常认为的"羊毛价格的上涨";英国16世纪的圈地主要还是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以和平的或协议的方式较为平静地完成的,暴力不是主要手段;英国16世纪的圈地并没有引起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圈地和农场规模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农业整体上还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     

圈地运动前英国封建保有地的蜕变

如何在看似突兀的"圈地运动"与相对沉寂的庄园田制之间发现其合理的历史链条,以彰显历史内在的逻辑性,颇有意义。佃农对保有地稳定的占有,曾是中世纪的重要原则,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同时须看到它仍然局限在庄园制框架下,承载着身份和权力强制因素。随着佃农争取自由斗争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到十五六世纪,封建保有地性质发生明显的"蜕变"。公簿持有农成为佃户的主体,超过一半的公簿农地是限期保有地,并受习惯法和普通法保护;也就是说,佃农获得了自由,同时,原封建保有地逐渐变为产权边界更为清晰、租期更为明确的商业性土地或半商业性土地。与此同时,契约租地发展迅猛,其租期和租金几近完全随行就市。总的来看,可终止的土地租期成为普遍规则,也就是说具有身份印记的世代承袭的惯例保有地不可避免地衰减,正蜕变为契约性商业土地,法律也随之更新。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却是相当深刻的,此为解读"圈地运动"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依据,亦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封建地租市场化与英国“圈地”

英国所以发生圈地运动,因素多多,经济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不能离开土地本身谈土地变革,不问"土地",何以知"圈地"?而英国圈地最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是从地租问题开始的。进入16世纪前后,地租急遽上扬,广受社会舆论诟病,不过地租变动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圈地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见有说服力的批评和阐释;以后亦如此。以往关注地租者并不少,学界所理解的地租演进历程,就是封建地租走向资本主义地租,而本文试图从中世纪乡村生活内部探求其潜在的否定因素,它是封建的、同时具有市场因素发展的某些条件的地租形态和时段,这就为我们理解此时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英国封建制的某些契约因素支持了中世纪农民经济繁荣,后者的发展到头来却对整个封建经济形态提出挑战,这样,近代与中世纪的内在联系,地租飙升及其与圈地运动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释。国际贸易的扩张、养羊业的发展、价格革命等都在发生作用,最终还要土地本身发生变化,土地和地租市场化才是颠覆中世纪田制的最直接的铺垫。     

英国议会圈地投资中的个人权利

英国议会圈地集中发生在1750—1850年,范围以英格兰中部为主。议会圈地原则上是依据个人权利来实施的,并以特别法案的形式确定下来。该原则具体体现为:一,按照产权人的权利进行土地分配和利益补偿;二,按照其权利进行圈地投资基金的分担和筹集。在圈地过程中,产权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农场主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圈地同时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农业投资,其资本来源于产权人的储蓄、销售土地和贷款等。圈地后土地上的公权消失,明确的个人财产权利得以确立。经过议会圈地,英国最终完成了土地财产制度和利用方式的转变。农业资源的效率得到提高,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由此铸就。     

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探微

本文着重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的主要职能、参与者、主持者、裁决者、裁决依据和执行手段。其结论是,庄园法庭是领主控制和盘剥佃农的工具,而不是佃农自我保护的手段。由于存在多种制约庄园法庭运作的因素,领主不得不在庄园法庭中吸收和利用一些村社组织和庄民自治的形式;对庄民具有保护作用的不是庄园法庭,而是其背后潜藏着的村社组织和集体力量。     

圈地运动的先声:中世纪西欧大垦荒北大核心CSSCI

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垦荒运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可是将其与后来的圈地运动相联系的专门论述似还未见。11-12世纪,伴随着封建制确立,欧洲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11-14世纪遍及欧洲的大垦荒,既是对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做出的反应,更是欧洲乡村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事实上,新垦土地的增长是与农奴解放、新兴城市兴起同步推进的。普通农民对自由劳动和自由土地的追求,成为垦荒运动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垦荒运动冲击了旧田制并且较早地释放了土地产权变革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此后圈地运动的先声。     

圈地运动的先声:中世纪西欧大垦荒

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垦荒运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可是将其与后来的圈地运动相联系的专门论述似还未见。11-12世纪,伴随着封建制确立,欧洲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11-14世纪遍及欧洲的大垦荒,既是对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做出的反应,更是欧洲乡村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事实上,新垦土地的增长是与农奴解放、新兴城市兴起同步推进的。普通农民对自由劳动和自由土地的追求,成为垦荒运动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垦荒运动冲击了旧田制并且较早地释放了土地产权变革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此后圈地运动的先声。     

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自由与暴力的批判

欧洲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其追求"绝对自由"和以"暴力达到目的"两大特点被中国无政府主义基本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几起几落,于20世纪40年代破产。但是,这种思潮没有绝迹,尤其是以"绝对自由"、"暴力抵抗"为旗号蛊惑人心,实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所以必须对其"自由"和"暴力"进行批判。     

20世纪30年代国共解决广西土地问题的政策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土地集中,租佃制盛行,租谷占收成的比例高、租额重、租佃手续繁琐、苛例多,佃农负担重。不管是实际控制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新桂系,还是曾经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都注意到广西土地问题的严重性,都制定了相应的土地政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     

1675年法国布列塔尼城乡起义之缘由

1675年布列塔尼的城乡起义在17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法国民众运动中都颇具特点。这场起义可以从王权的扩张对地方特权的侵蚀以及布列塔尼的赋税体制、土地所有制和领主制等方面寻找根源,是近代早期布列塔尼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世纪英国庄仆探微

庄仆是中世纪英国庄园自营地上的全职工资劳动者,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的奴隶,并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经历了由服役庄仆向领薪庄仆的转变。庄仆长期从事一些专门工作,与惯例佃农和临时雇工一道满足了领主不同方面的需求。庄仆的报酬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形式多样,主要由谷物和货币组成,在经历黑死病之前的下降之后,其待遇在中世纪晚期不断改善。但由于此时高工资和低物价的影响,领主对于直接进行农业生产失去兴趣,自营地逐渐被出租,传统的庄仆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从身份到契约: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领主附庸关系的变化

中世纪西欧领主附庸关系是构成西欧封建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与采邑制一起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内涵。领主附庸关系是指以"采邑"为纽带结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附庸与领主之间不仅有身份差距,他们的关系还包含一定的契约因素。中世纪晚期,领主附庸关系的根基与内容都在发生变化,附庸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增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性减弱,甚至逐渐退化为一种象征意义,他们之间的身份等级基调褪色,契约精神强化,双方由领主与附庸的身份关系逐步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发展,英格兰随之迈进现代社会。     

试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土地用益权的演变

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日耳曼人马尔克的共同占有原则与罗马帝国晚期形成的大地产制"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土地的用益权。在这种用益土地的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欧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完全模糊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10世纪以后持续开展的拓荒运动不仅扩大了土地面积,引发了对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份地被分成租佃制取代,导致土地地租形态的演变,土地的让渡形式也随之有了本质的变化,"纯粹私有制"由此产生,个人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利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制由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     

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圈地运动试析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消灭封建主义,归根到底是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破坏与它相联系的农民“份地制”(即农民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同时也受阶级斗争进程的影响,因而封建主义消灭的过程分别遵循不同的道路,在英国是从消灭农民的“份地制”开始的,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出现在十五世纪后叶,延续至十七世纪末,另一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