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

清代河工具有商品化运作的特征,河务成败取决于白银。清代前期的治河成就取决于巨额白银供给,至道光时期,清廷已对河工的巨额财政消耗力不从心。咸丰军兴之后,以"银钞搭放"形式维持河务最基本的运作。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兰考以下河段"弃淮北流",河务部门迫于财务短缺,对这一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同治元年清廷重启河务,恢复使用实银。但此时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务成为河南、山东、直隶地方事务,随着河务财政与鲁豫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直隶、山东、河南都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但此时由于国际白银价格下跌和晚清巨额赔款、外债,河务用银严重贬值,最终只能大规模缩减工程规模,导致豫鲁等地深受"黄患"。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清末地理书写中的自然区划认知

18世纪后期,西方地理学出现了新式的自然区划法,西人著作中也出现了关于中国的自然区划,却往往将内地十八省与边疆地区分开或并列介绍,其自然区划也仅限于内地十八省。日本在吸收西人知识的基础上也对内地十八省进行了"南北中"划分,这一划分法与"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结合,演化成"中部长江流域""北部黄河流域""南部珠江流域",伴随大量日文译著引入国内,在清末关于中国的地志中流行。同时该知识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与文明史观相结合,配合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力逐渐扩大。     

晚清西方人绘制近代北京城市地图概述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清末新政与晚清权力格局

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廷下决心推行新政,企图挽救危局。这场改革,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乏来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以强国雪耻为目的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不但没有稳固清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本文从清廷、地方督抚和立宪派三者的相互博弈中研究晚清的权力格局,并以权力格局为视角探讨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董元醇述论

1861年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所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引发了震惊晚清朝野的滔天巨浪,真可谓是大名鼎鼎。但除此之外,学界对其则知之甚少。其实,董元醇科举入仕后,先入翰林,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本是清廷一个不稂不莠的中级官员。辛酉政变后,董元醇虽多次上书言事,力图能够再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但却未得到清廷的重任,很快匿迹于政坛,实属不起眼的小人物。     

“缺失”的新人:近代西人眼中的中式婚礼

晚清以降,中国沿海门户洞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随之更为直接地显现出来。就婚礼而言,中国传承千年的仪式,与西方截然不同。这使中式婚礼引起在华西人的兴趣。在近代曾参与其中的西人眼中,中式婚礼最大的特征是新人的"缺失"。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戊戌己亥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坤一凭借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清白"表现,对清廷的株连、复旧乃至废立,大加谏阻,对于维持政变后的朝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坤一也因此赢得了时人的赞誉。但他意在维持大局的直谏,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谅解,随后清廷对刘坤一用人问题的警告及派刚毅南下,都显示出了对刘的不信任。最终,刘坤一被清廷视为废立路上的绊脚石,以"虚美名目"的觐见解除其兵权。而刘坤一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亦显示出戊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东南互保中,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集体行动,似又折射出政变之后一意趋旧之清廷与洋务督抚间的微妙关系。     

清季北洋水师选建大连湾始末

1874年日军犯台,清廷屈辱议和。此事引发朝野震荡,海防筹议因之而起。海防议后,清廷决定"两洋并举"并开始外购舰船,泊船之所、修船之坞渐成必须,水师基地的选址因之产生。大连湾因其区位价值并"形胜天然"的地理特点,也因其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为英军所觊觎而备受关注。在廷臣疆吏的吁请下,北洋水师"以大连湾为坐营"几成共识,但在实地勘验后,李鸿章又发现大连湾有缺陷。在海防经费拮据短绌并"船数无多"的境况下,大连湾水师基地的建设被搁置,而"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随着旅顺口的开山浚海,其战略价值为北洋官僚高度认可并大力推崇,旅顺战略地位随之提升,直至取代大连湾而成北洋水师总汇之区。大连湾最终沦为旅顺基地的后路防区而被稍加经营。     

“停部选”与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改革

晚清以来,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大,原有的部选与外补并存的州县官选官结构受到冲击。新政开始后,清廷不得不停止部选,将州县官的选任权交给督抚。但由于停部选涉及吏部与督抚的权力,带来二者的利益冲突,从而使这一改革表现出新制与旧制纠葛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问题。"停部选"实际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过渡的过程,并没有完成。     

试论李光昭案

晚清内务府极其腐败,利用工程从中渔利。同治重修圆明园期间,李光昭利用清廷缺少木材的机会,通过内务府向同治帝表示要报效价值数十万金的木植,取得了同治帝的信任,李光昭以此进行招摇撞骗。李鸿章发现并奏报清廷,此案引起了清朝内部一场政治风波,最终内务府大臣多人被革职。     

一只“蝴蝶”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在清朝最后的落日里,秋瑾被杀绝对是一个大事件。不是说,清廷杀害秋瑾技术难度有多大,涉及的面有多广,事实上,清政权最喜欢制造政治犯,杀的人比黄河的沙子还多,草菅人命早已是一种习惯。这里所说的"大",是指这个事件激起的强烈反应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从清廷这方面来看,他们自然会觉得有一千个理由处死秋瑾。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加入三合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反满言辞无比激烈。1905年6月,她又在上海正式加入以暗杀清廷官员为重要目标的光复     

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

19世纪30年代,"彼得大帝"经传教士引介而进入汉文知识世界。由弱转强、易贫为富的"彼得兴俄",作为隐喻时局政治的优良载体,先是被塑造为"游历—兴国",后又被建构为"游历—变法—兴国",至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改革故事。在此背后,既有晚清政治实践的诉求,也有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抑或说是"华夷"观主导下,将异国之君彼得拟构为本土圣王的书写策略。而到1900年前后,在"彼得兴俄"文本中,逐渐渗入基于西方话语的"野蛮—文明"视角,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西洋史教科书,又为"野蛮—文明"的叙事增添了历史分期与地理区隔的价值意义。"彼得兴俄"也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转向西方经验的线性框架,成为此后叙事雏形及"近代化"符号的滥觞。     

西捻东渡晋冀之因辨析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7日),西捻近三万之众由陕北宜川壶口突破清军黄河防线,直入晋冀,清廷为之一震。史学界目前大都认为,西捻东渡,是由于张宗禹得悉东捻被困鲁中,逐挥师晋冀,以解救处于危急关头的东捻。此观点,忽视了西捻东渡的内在原因及其东渡前的处境,恐为不妥,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西捻东渡,是因同治六年九月被迫退出陕西中部(关中地区)、北上陕晋交界(指陕北沿黄河,与山西毗邻的地区)之后,为摆脱自身困境而进行的一次具有战略性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