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明代湖北进士地理分布及其成因

科举时代的进士是考察人才的绝佳样本。民国《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1132名,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他们分布在湖北省除施州卫外的其他8府,以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为代表的鄂东地区集中了全省71%以上的进士,是进士人才的高产区;以荆州府、承天府为代表的鄂中南地区拥有全省22%的进士,为中产区;鄂西南和鄂北地区为进士人才低产区。除长阳、兴山、郧西、保康等县外49县均有进士产生,平均每县23名。进士人才地域分布不平衡体现出湖北省各地人文水平的高低、演变及其经济发展的损益。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必定要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但对人才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具体到明代湖北而言,进士人才的地域分布特征是由移民、经济开发,以及包含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刻书业、家学、人才交流等在内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几种科举史料的对比研究

在对明代进士进行考证的过程中,我们曾对明代科举文献作了细致而艰苦的整理.我们发现,相关文献对明代进士的记载存在这样的情况:各榜进士的总数多有确切的记载,且各种文献之间能够相互吻合,基本可信,即使小部分科次的记载出现不一致,只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甄别和互证,我们仍能还其本来面目[1].但由于种种原因,明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进士的相关文献收录不全或存在错误,成为缺失人数最多的一榜.现在成为我们考证的难题.     

明代温州科举的衰落

南宋时温州进士人数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入元后其进士人数迅速下滑至浙江中下水平。本文通过详尽的进士人数统计,发现明前期六十多年间温州进士涌现率一度居浙江中上水平,但正统年间之后其科举迅速转弱,延至明末,已成为浙江科举最落后的地区。通过统计举人数量后发现,导致温州籍进士人数偏少的直接原因是温州籍读书人在历届乡试中不能取得佳绩,并且越来越差。在此基础上,本文全面分析了导致明代温州科举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进士科举不始于隋文帝时而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时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士科举的重要意义是因后来它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后人所赋予的     

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为适应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人才选择途径的一元化,科举的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严格资格选官任官,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明代人才选择制度最显的特点,明代人才选择制度及其特点在促进明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其存在有种种弊端,对当时乃至后代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

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形成了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四个发展程度不同的书院分布区，其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学术和民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明代山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其中又以进士科一枝独秀,它在从隋创立到清结止的漫长发展岁月里,成为大多数读书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同时,某地区考中进士的多少,也往往成为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明代是科举制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进士科考试的兴盛时期,就山西而言,也是文化相对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笔者认为对明代山西进士的分布及成因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山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及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垂作历史经验,以供我们今天参考。     

“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7年11月11—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40余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一、福建在科举史上的重要地位。福建在宋代进士之多居全国之首,在明代仍是科举大省,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人均庶吉士数以及人均进士家族数,皆为全国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指出:"福建在清代科举中有着举足     

明代的科举走报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很多依附科举考试而存在的行业,科举走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科举走报起源于唐,发展于宋,至明代臻于鼎盛,逐渐形成了以乡试、会试和殿试为中心的三类走报,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明代酬赏报录人的费用,随时间、地域以及士子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以福建为例,各府州县大致经历了从明初数两到嘉靖、隆庆之际数十两,万历、崇祯时期数百两的变化过程。科举走报刚兴起时,走报者索讨赏金的数量在可以承受的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至晚明,走报者的索赏费用大幅增加,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科举走报也因此演变为明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弊害。     

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

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进士及第,这一现象在唐后期开始出现,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偶见性举措,属于皇帝在科举制外的"文柄自决"。经过五代宋初的发展,特赐进士及第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宋初还将"赐进士"普遍化,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这标志着所有科举出身者都成为皇帝"文柄自决"的产物。唐后期五代统治者针对科举制存在的问题采取过诸多举措,但直到宋初"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相结合,特赐进士及第所代表的皇帝"文柄自决"权威被引入科举体制中,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

关于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骆兆平先生已对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介绍,并做了初步整理①.惜其没有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3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23种和尚未著录的藏于山东省东明县文物所的<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等共37种各类明代登科录统计在内.近来,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 ②、<明代福建进士研究> ③和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④也皆列有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简表,然亦不完备.有感于此,本文重点探讨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     

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共同主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5月28—29日在北京召开。一、有关科举制度的探讨。本次会议对制度层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特别关注制度推行的社会效果及影响。徐泓《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针对近些年有学者对何炳棣"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结论提出的质疑,     

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及其成因

福建金门只是一个孤悬大海中的岛屿,明代隶属同安县翔风里,地瘠风大,人口不足4都,但自此考出的举人、进士却各达66名和19名;不仅是同安县科举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其进士数超过了明代北直隶79%、河南80%、山东74%、山西79%、陕西85%、福建66%、南直64%、江西51%、湖广77%、广东89%、四川87%、广西90%、云南92%、贵州97%的州县各自拥有的进士数,甚至还超过了明代许多"府"各自的举人和进士数;其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也超出全国平均数4. 79个百分点。明中后期该岛许多民众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了培养子弟读书应举的财力、再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积累,应是其正德后科举兴盛的几大重要成因。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明清福建省进士与官员的分布延续

本文以“明清福建省进士量化数据库”与“清代福建省官员量化数据库”为主要研究资料,分析明清福建省进士以及清代福建省官员的分布与变动,总结福建省进士分布的地域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进而考察考中进士到成为官员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从明到清,福建省进士分布广泛,但地区之间不平衡性,表现出东南沿海兴盛、西北内陆衰弱的自然集聚性。总体而言,福建省内进士集中度和官员集中度相关性极高,明清两代进士辈出之家,在清末的官场也颇具影响力。     

龙门一半在闽川

<正>壹古有谚语：龙门一半在闽川。就是用来形容福建学霸之多的。毫不夸张地说，福建茶叶在全国多有名，古代福建学霸的名号就有多响亮。唐神龙二年（706年），宁德福安人薛令之文破八闽之荒，成为“开闽第一进士”。自他起，福建人在科举时代，成了“屠榜”级的存在。宋代时，福建省进士6713名，位居全国第一。明代时，福建省进士2116名，每百万人口的平均进士数位列全国第一。     

金明昌进士诗歌创作探微

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金朝国势发展达到了顶峰,社会政治平稳发展,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明昌年间科举及第的进士与赐进士,宏词科进士不仅在政坛上崭露头脚,而且在文坛上积极地推动了金朝文学的繁荣,将金朝文学在金末推向了新的高峰,明昌进士的诗歌创作更具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明昌进士诗歌创作通过题材分类进行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