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中国政区地理的发展与成就

本文系统总结了中国政区地理的发展与成就。指出:古代以沿革地理著述为主,近代以省制改革研究为重点,新中国政区地理研究经历了由"禁区"走向开放繁荣的发展过程。     

隋唐之际王世充郑国政区管窥

本文通过对隋唐之际有关王世充郑国政区设置相关史料的归纳,举例论证了王世充郑国政区行州县制,并且同一时期的其它绝大部分割据政权亦行州县制,进而说明"唐承隋制"的不足。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正> 东汉末年,地方政区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400年后,隋开皇三年(563)废郡,遂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于是复为郡县二级制。按隋的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曹尔琴先生认为“与东晋南北朝时侨州郡县的设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析西汉"道"的分布与变化——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谈起

本文首先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和《汉书·地理志》所载"道"的名称、数量作了比较,然后分析了汉代前后期"道"的设置变化,认为汉"道"基本承袭秦制,在中央对"蛮夷"地区控制力较弱的武帝之前,"道"的设立与复设频繁,而在武帝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之后,"道"基本上一直维持着较稳定的状态。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东北内蒙地区金代之政区及其城市发展

金代东北及内蒙地区之府、州、县约为7府、35州(路、司)、90县,其承辽代之疆域,但政区经省并后,则设置较少,城市数亦应相对减少。但以考古资料而言,则金代城市有显发展,其数量约为辽代之二倍,以人口数而言,金代亦有明显增长,恰又为辽代之二倍,说明城市发展与人口之关系。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荆州松柏木牍所见西汉南郡的历史地理问题

新近公布的荆州松柏木牍,记载了武帝前期南郡所辖17个县、道、侯国的名称,这是除了《汉书.地理志》以外,有关南郡辖县的又一次明确记载。荆州松柏木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它不但使我们对武帝前期南郡的政区有了清晰的认识,还使我们对《二年律令.秩律》中一些县、道的归属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促进了我们对西汉时期南郡政区演变的了解。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左厢”、“右厢”与经略司——再探西夏“边中”的高级政区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明代永宁政区浅议

明代的实土卫所,被视为与府、直隶州、土司同等并列的行政区划单位,府州境内的卫所,则被视为非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四川永宁地区卫所、土司、州县的疆界分野状况,展示出另外的状态: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与宣抚司同城的永宁卫,拥有独立的行政辖区,虽不管领境内土民,仍可视为实土卫;以往被视为纯粹实土卫所的赤水卫、普市所,政区形态与永宁卫相同,皆可视为永宁宣抚司辖境内的卫所。由此,明代军事政区系统并非与行政系统泾渭分明,实土卫所可以存在于府州土司境内,与传统政区既并立又重合,是为"准实土"卫所的典型。《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贵州境内的赤水卫、普市所,以标在四川永宁宣抚司境内为宜,准实土卫所的概念或可据此进一步完善。     

河流与政区:明清广西“府江”考辨

本文通过考辨前人有关"府江"得名缘由及其所指桂江河段的不同观点,从政区变迁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所在;"府江"或在元大德五年(1301)平乐府的设立后而逐渐得名;明前中期,官府以"府江"为名设置府江兵备道,"府江"的地理范围因府江兵备道的辖区而扩大到整条桂江河道,也因其辖区变迁而缩小至平乐府境内。至民国初年,平乐府被废,使得"府江"这一名称失去现实依据,"府江"因而改称"抚河"。广西"府江"得名及其地理范围的变化,当是河流自然地理、政区设置与人类地理认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区设置这一制度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或可为解析广西左、右江、浔江等河流名称的历史变迁提供一种思路。     

大同北魏遗迹与《水经注》

平城位于大同市城区和南郊,是北魏早期的都城。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次年(399年)迁都于汉平城,天赐三年(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都城经历了道武帝初创,元明帝、太武帝改扩建,孝文帝臻于完善,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太和     

唐代都畿道的属郡

<正>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划全国土地为十道。这是在贞观年间十道基础上再度划分的,每道仍各辖属郡若干。 据《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所载,都畿道于河南府外,仅辖有汝州一州。都畿道和京畿道分别为拱卫都城而设立的。京畿道于长安所在的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