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法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学克服危机,进行革新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比较社会史是对经典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革新,体现了比较方法与社会史方法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而来自"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的质疑与竞争,有助于比较社会史进一步厘清它的研究理路,使之与上述研究范式一起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近二十年西方十字军东征研究的新动向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长期赞美十字军、贬抑穆斯林。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全球史与记忆史的影响下,这种"对立"评价得到修正。西方学界在重新审视拉丁语史料的同时,借助阿拉伯语史料以及视觉、语言等新材料,证明穆斯林能够自觉认知欧洲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了穆斯林负面的"他者"形象,揭示了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频繁互动,由此"交流"与"适应"取代"对立"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创造了"粗陋的宽容"这一新术语,引进文化学理论以及"文化适应"和"经济实用主义"等概念,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它是当前西方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重构十字军东征历史的重要体现。     

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

动物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史学新领域,被认为是新文化史出现之后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史学史学者将其看作历史学上的"动物转向",动物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被不断彰显。动物史认为人和动物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共享自然和社会空间。动物史的起源和发展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即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延伸,也有深受左翼社会思潮和运动影响的外缘因素,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以及随之兴起的左翼批判理论在动物史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历史学的"动物转向"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意义重大,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     

从地理学到环境史——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

伊恩.西蒙斯是位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英国地理学家,其著述既体现着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具有自身的突出特色。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西蒙斯的研究志趣先后从生态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研究转到文化视野下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并最终转向了环境史研究。其"转向"历程反映了西蒙斯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史的关注、理解和研究。这篇文章首先系统回顾了西蒙斯的环境史转向过程,然后从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两方面分析了这一转向的动力——这种转向既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推动的结果,也是西蒙斯长期从事的跨学科研究继续发展的结果。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全球视野下中国历史的重构

正自从20世纪中期全球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兴起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史研究也经历了"全球转向(global turn)"。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麦克尼尔(William H.Mc Neill)、本特利(Jerry Bentley)和齐格勒(Herbert Ziegler)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关注了中国与其他传统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倡导从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角度研究中国史。~①加拿大历史学家     

国内学界关于美国环境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界开始涉足美国环境史研究。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学术环境不断优化以及美国史研究整体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相关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学者们不仅将欧美学界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史学者的著述和思想引入中国,而且围绕美国环境史学史、环境思想史、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史、环境变迁史、城市环境史等几个领域展开专题研究,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然而,若与国内美国政治史、外交史、城市史等分支相比,当前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选题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例

<正>以笔者之见,所谓"全球史",就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一种主观认知和解释模式,即对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演进体系进行全球视角下的探究和阐释。换言之,在全球史视角下,人们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历史为审视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个体的、局部的各民族和各国的纵向演进历史,转向整体的、以横向互动和交流为着眼点的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区的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史"转向并不涉及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问题,或者说,基于"全球史"的主观探究和     

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

一近来,全球史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无论从研讨会、工作坊、演讲或期刊专号,隐约都可看出这波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①此外,由近十年来所出版的讨论全球史研究动向的文章数量的增多,也可看出此趋势。②例如《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历史》一书就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2月19、20日,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京大学举行。与会者密切围绕这一主题,以历史上文化的交流为主线,从宗教交流、艺术交流、物资交流等不同侧面阐述了在全球史这一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东亚各国之间、东亚各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互动,并探讨了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各自的意义所在及其关联,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史应该如何书写等问题。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兴起环境史研究以后,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也日渐兴盛。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定义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和讨论而逐渐明确化的。目前,有关环境史是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的定义,在其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史、灾害史和心性史三大视域;研究方法也不仅是历史学的实证主义,而且还引入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虽然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不具备独立成"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