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各势力的政治博弈——以“西南联合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岑春煊、唐绍仪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地方实力派,国会议员,护法海军等几大势力的联合行动。几大势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护法”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又为争夺护法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西南联合会议”取代“军政府”的方案,最终,“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与“有实无名”的西南联合会议合并,大元帅孙中山被排挤,黯然离粤。西南几大势力暂时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     

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财权博弈为中心

第一次护法运动仅持续八个月就以失败告终,其中孙中山与桂系关系的变化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双方除政治层面的博弈之外,亦在财政领域展开角力。在财政收入方面,孙中山在盐税、铁路收入及司法经费等三个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有效支持了军政府的政权运作;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护法运动的深入发展,孙中山无法再向海军、国会议员及驻粤滇军提供经费,在各方现实利益交织纠葛下,桂系逐渐分化、瓦解了孙中山的护法同盟,最终迫使军政府改组,孙中山的第一次政权建设之尝试亦宣告失败。     

桂剧在广东

桂剧在广东赵乐春１９１６年夏至１９２０年初秋,广东一度为旧桂系军阀侵占。当时,广东的政治、军事。经济尽被旧桂系所把持,故那时一些粤人有＂亡省＂之叹！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８日,就任广州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下令革命军分路讨伐旧桂系头目陆荣廷。８月４日...     

评一九二一年的黔军“援桂”

一九二一年夏,黔军响应孙中山“援桂”的号召,以两混成旅参加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战争,并参与孙中山在桂林筹备北伐的义举。这一事件,曾为贵州军阀捞取了“坚持护法”、“奠定西南”的政治资本。但“援桂”之役,既促成旧桂系军阀的瓦解,也使贵州军阀兴义系内部发生纷争和黔军将领派系间形成的重新组合。因此,剖析这一军事行动复杂的政治背景,以澄清黔军在“援桂”中的某些历史是非,是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封建军阀投     

孙中山在护法期间与陆荣廷的矛盾斗争

1917年7月上旬，孙中山自沪乘舰南下，并电请国会议员择地开会，正式揭起了护法旗帜。是月13日，孙中山抵汕头后，即派章炳麟等赴广州接洽，促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对于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应有切实的表示。17日，孙中山抵广州，并发表护法演说，再次主张电请各地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以决定护法大计。21日，海军将领程璧光、林葆怿等率领留沪海军通电响应，并率舰队来粤，接受领导。     

广州蒙难中的永丰舰

一、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与南北军阀的较量中,深感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办不成事.在广州护法时,就着意培植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给他拨款、调兵.1918年5月孙在桂系军阀逼迫下,离开广州,赴上海,就寄希望陈炯明驱走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1920年8月,孙中山命陈回师广州,将岑、陆驱走,重组军政府.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任内务部部长、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这位集四职于一身的陈炯明成为军政府的铁腕人物.但很快原形毕露,反对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勾结唐继尧、吴佩孚,分裂北伐军,阻挠北伐.还下毒手派人杀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铿.孙中山不断得到陈炯明叛迹日彰的报告,包括胡汉民、蒋介石在内,都建议孙中山铲除陈炯明.1922年3月,孙见后方不稳,从桂林北伐大本营回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严斥陈炯明,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部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陈炯明不知悔改,急枪快马召集各军、师长会议,诬称孙中山为“民贼”,起兵“除之”.     

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兼论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民国初肇,南北对峙渐成常态.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护法"的旗帜下,孙中山与由军人、政客组成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互相借重.孙中山谋求实现全国统一与共和民主,西南地方实力派则谋求地方分治.1917年9月广州军政府的成立,使南北各有国会、政府的对峙成为事实.但护法阵营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因无实力而令其执政备受牵制,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后无奈离粤,护法运动遭遇顿挫.     

论孙中山在讨伐老桂系之战中的政治军事策略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即1920年和1921年,孙中山曾两度讨伐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这两次讨伐,实际上是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孙中山命陈炯明粤军从闽南漳州回师广东,把桂系从广东驱逐出去;第二阶段(1921年),在第一阶段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出击,命陈部粤军进兵广西,直捣桂系老巢,以期彻底消灭桂系。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称之为“孙中山讨伐老桂系之战”,或“孙中山讨伐陆荣廷之战”。     

1919年“南北和议”前后西南内部的斗争

一、和议前西南各方利益要求及斗争焦点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当时,桂滇军阀也混迹其间,但实际时时准备妥协。桂系篡夺军政府后,北方直皖争斗加剧,徐世昌因高唱“和平”坐收渔利,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宣布停战。同时,英美等国为重新瓜分在华利益,也“劝导”南北双方“言和”。所以,南北“主战派”代表孙中山,段祺瑞只得默认已成之局,议定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和会。     

程璧光与护法运动

１９１７年夏，海军舰队南下，开创了西南护法的局面，海军总长程璧光为其中关键人物。但抵穗后仅半年多，他就遇刺身亡。对他在这段期间的政治动向，以往著述或语焉不详，或有所隐讳。虽已有专著指出刺程者为中华革命党人①，现时却仍有不少著述不予置信，而沿用“桂系刺程”的旧说。为澄清史实，再作考订，仍属必要。一、援闽粤军的组建与护法舰队南下孙中山与护法舰队南下广州，与陈炯明北上劝驾颇有关系。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１日，长沙《大公报》载广州来电：“民党领袖陈炯明氏已于五日抵此间，刻正与省议会议员等协商时局问题。”１８日…     

浅议陆荣廷生平“四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荣廷在变革与激荡的社会时局中称雄两广,成就西南最大的旧桂系军阀集团。陆荣廷作为中国近代较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以武功而鸣于天下,理所应当从其军事活动为切入点审视其历史功过。本文试从平定游勇之祸、响应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讨袁、出兵护法等陆荣廷生平四次重要军事活动予以评析。纵观陆荣廷的军事活动轨迹,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身份特征来分析,难免会出现军阀政治特性,但是其反对帝制,拥护民主共和的主流思想和行动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沈鸿英与陆荣廷

沈鸿英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集团中一个重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任过镇守使、军长、总司令等要职,统兵最多时达数万人,声势显赫,炙手可热。特别是在旧桂系末期,他的势力迅速膨胀而与陆分庭抗礼,陆荣廷的垮台与旧桂系的失败和灭亡,都与他有着绝大的关系。因此,探讨沈鸿英与陆荣廷的关系及其恩恩怨怨,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旧桂系的历史,尤其是弄清旧桂系失败和灭亡的内部原因,都将很有帮助。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袁世凯政府与广西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分崩离析。在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建立之际,各地的封建军阀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12年2月,袁世凯逼孙中山退位,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权后,各地封建军阀之间的争夺依然在进行,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很不稳固。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为许多地方势力所不及。     

张发奎军政生涯及其与广西的关系

文章扼要叙述粤籍军人张发奎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及其与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要员之关系。着重介绍其联合桂系反蒋和他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广西指挥抗日作战的主要情况。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17年宁波独立响应护法运动史料选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后,湘、陕、粤、豫、浙、皖、闽等地均有响应。但各地响应护法的档案资料,过去少见公布。现从北洋政府国务院等档案全宗中选出有关1919年11月宁波独立响应护法运动的史料选择成组,公布于后,以供史学界参考。     

蔡元培与“江电”

1922年6月3日,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200余人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集会。与会人士一致决定,由蔡元培领衔致电孙中山及广州非常国会,在颂扬护法运动功绩的同时,指出“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与徐世     

从帅府到国府

从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算起,孙中山一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建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个政权“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形态的政权”。由于这个政权是与孙中山个人密切相连,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它必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

袁世凯去世后,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毁法"与"护法"展开博弈。1917年的护法战争就是这种博弈结果的表现之一。护法战争不仅揭示出南北之间的纷争,也凸现了北京政府内部的武人斗法。此种斗争使得中央权势急剧转移。而身置动荡政局的阎锡山,为了能够主政山西,体现他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及其对权势转移的判断,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追随中央掌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阎锡山的这种政治因应既获得了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同,亦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从而依靠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