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三方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专门招收国民党留学生并用苏联式革命理论对其进行培训,同时,部分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也加入其间.国共苏三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特殊环境中,展开一段合作共进与纠纷矛盾共存的特殊历史.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日趋冷淡,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留学运动最终于1927年划上句号.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会政策评析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国共两党都把农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组织.但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视农会为控制农民的工具,无法建立与农民新型的直接联系.共产党则以农会为核心,把政权深入到乡村,与农民建立起了鱼水之情.两党农会政策的不同,最终影响到以后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成败.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会政策评析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国共两党都把农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组织。但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视农会为控制农民的工具，无法建立与农民新型的直接联系。共产党则以农会为核心，把政权深入到乡村，与农民建立起了鱼水之情。两党农会政策的不同，最终影响到以后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成败。     

图书介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的政策？是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还是纯粹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并予以重用呢？从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和后来孙中山对中共态度的两难可以看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判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对于孙中山而言过于困难。以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他总是扮演调停人的地位和角色。愈演愈烈的两党纠纷,最后发展为“弹劾共党案”。在孙中山权．威的震摄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尚能受到约束,但当他去世后,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逝世后。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人在“容共”和“分共”政策问题上的进一步分化,伴随着戴季陶的转变与瘳仲恺案,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国共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有过争论吗?

在不少文章和书刊上流行这样的说法：1937年在国共两党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任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方面不同意;共产党方面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新四军军长,国民党方面不同意。后来才找了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当新四军军长。1990年9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演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因是＂演义＂,可不作准。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南昌起义为何以国民党的名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这场由共产党领导的,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起义,最初扯起来的大旗上,却是国民党的标志. 打着国民党的大旗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由于我方兵力相对集中,起义几个小时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山西王阎锡山

阎锡山,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早期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后期则与共产党为敌,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效力,最后,这位曾在中原驰骋疆场的风云人物,却不得不在孤寂中叶落他乡!     

地方报与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以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为中心

在国民革命时期,吴江乡镇小报《新黎里》《新盛泽》随着办报者加入国民党而呈现出革命化的色彩。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以后,《新黎里》和《新盛泽》聚焦由国民党主导的吴江本地的悼念、声援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国民党员为主的地方人士在两报上发表评论、刊登函电、提倡国货,起到了宣传革命、宣传国民党的作用。作为地方报,《新黎里》和《新盛泽》通过构建呈现本地革命活动、供本地人发声的革命化舆论空间,推动了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其作用是大城市的主流报刊所无法替代的。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廉臣笔下的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与伟大的长征精神

正在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革命舞台的时候,由于中共缺乏强有力的对外宣传,加之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非法"状态,除了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中见有以"土匪""赤匪""叛乱者"等称呼下的共产党"非法"活动,很难有对我党以及红军正面、客观的报道。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也与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有关.     

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抗战胜利后,秘密社会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界,作为一种社会的边缘势力,秘密社会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力争融入主流社会。1945—1947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就是它们力图政党化、合法化的具体例证。一些有秘密社会背景或以秘密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人为制造的。它们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闭口不谈"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们企图从内部混入革命阵营,捞取政治稻草,达到最终破坏人民革命的目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覆灭,它们也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政治殉葬品。这些政党虽然混迹于第三方面,但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是有所区别的。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孙中山与李大钊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李大钊对孙中山更是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