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贫困、失业、财富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并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重视。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推行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税制改革。此次税制改革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因此被称为"建设性税制"改革。税制理论上,经历了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转变;税制结构上,经历了由间接税为主到直接税为主的变迁;税制原则上,开始实行累进征税;赋税用途上,由此前主要为政府筹得收入向开始注重税收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转变。通过考察此阶段英国的"建设性税制"改革有助于了解税制与社会政策及国家建设的关系。     

17世纪俄国索哈税制的废除

俄国历史上的索哈税制是彼得大帝实行人头税以前,国家最重要的直接税税制,其对俄国赋税和土地分配制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以索哈税制不仅是农村的征税基础,而且是城市工商区的征税基础。以索哈册为基础的索哈税制在16世纪下半期最终形成,在当时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其遭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出现的大动乱和对外战争的严重破坏。从而注定了它最终被废弃的命运。     

再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消费水平和革命的原因

国家铁路货运和客运运输、居民银行储蓄、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土地规划等方面的大量统计资料,充分证明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取得了成功,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俄国史学界的一些传统观点,如"饿着肚子出口粮食"、农民纳税负担沉重等,需要进行重新思考。通过对俄国主要粮食作物收成和出口趋势的比较分析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国外市场的作用随之逐渐降低,大部分粮食作物的出口量占收成量的份额都有所下降。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农民的纳税负担大大减轻,农民欠缴税款增多并不是他们因赋税沉重丧失支付能力,他们欠缴税款的数量与其承担的税款数额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人民的福利状况不断改善,不能从人民的"贫困"生活中探究20世纪初俄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近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困窘

早在17世纪,俄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以后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成长,19世纪60年代后便正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尽管如此,它在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却始终令人惊异。1914年的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引进外货及其作用问題

19世纪下半期,俄国日益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1861年改革使2000万地主农民摆脱了人身依附地位,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条件。俄国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商品市场。俄国为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大规模修建铁路和发展新式军事工业,但苦于资金缺乏,只能借助于外国资本。而这一时期西方一些资本主     

殖民统治初期美国在菲律宾的税制改革——以1904年《国内税收法》为中心

美国人到来后,针对西班牙统治时期的菲律宾税制种种弊病,通过废止一些税种、降低税负和改变征缴方式等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尝试。对西班牙税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的则是以1904年《国内税收法》为中心的税制改革。这次改革规定了菲律宾税制的主要税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结构,降低了税收水平,提高了税制的效率。因为菲律宾精英的阻挠和殖民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性,税制改革并不彻底。     

罗马税制的积弊与戴克里先税制改革

分析戴克里先税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只看改革措施本身,必须把税收问题与帝国3世纪的财政危机联系起来考察。共和国后期逐步确立的罗马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税则和成文的税法,没有彻底的土地和人口普查,对税收完纳的日期、方法、数额没有具体界定,造成赋税名目繁多、税收混乱。罗马税收中唯一形成制度的是征税方式上实行包税制,但是包税制本身有其弊端和危害,包税商和总督勾结,中饱私囊,损害国家利益;后来包税制逐渐被破坏,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妨害社会生产的不良作用。从戴克里先的税收改革措施来看,他还是找到了罗马税收问题的症结,税收改革措施本身没有问题,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是3世纪社会经济危机太深;其次,罗马税制之弊由来已久,且积弊已深,实际上已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克里先税收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

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史学界秉承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其掌握俄国学术成果及其史料的扎实功夫独步于西方史学之林。德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德国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1861年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农村的程度、工业转变和农奴制衰落的关系;1859—1861年革命形式和农民解放,改革准备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19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水平、农业危机、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衰落的原因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宋子文、孔祥熙与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

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延续两千多年,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被废弃,但新的资本主义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财政税收特别混乱,致使北京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税收可言,只能靠借债度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极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税制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时,基本上完成国、地税收系统的划分,并同时进行了对中央税收制度的改革。孔祥熙接任财长后,又对地方税收制度进行整顿和改革。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推动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财政税收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一、对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     

日本政府为何导入新型间接税

导入新型间接税是近两年日本社会争论的焦点,并且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大平内阁的“一般消费税”到中曾根内阁的“销售税”均受挫,自民党政府的税制改革拖延了近10年。继承中曾根路线的竹下内阁把税制改革作为自民党政府的重要课题,1988年6月14日自民党正式决定了“彻底改革税制大纲”,11月16日众议院在公明党和民社党表示反对,社会党和共产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占多数议席的自民党议员表决通过了税     

帝俄藏学的历史与成就

18世纪任职于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德国学者搜集到了俄国第一批藏文文献 ,并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和翻译。 19世纪上半期 ,施密特、比丘林等人的翻译和著述活动使俄国藏学赢得了与欧洲藏学比肩而立的地位。而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齐比科夫、谢尔巴茨科伊等学者在 19世纪下半期和 2 0世纪初期将俄国藏学推向新的高度。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

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税制改革50年

新中国成立 50年来 ,税制改革经历了新中国税制建立和巩固、曲折发展、税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及税制改革不断前进三个时期。我国的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 ,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制框架 ,强化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和宏观调控功能 ,从而标志着中国的税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0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历史上俄国与伊朗哥萨克旅兴衰四十载(1879-1921)

伊朗卡扎尔王朝素有军事改革传统,但直到1879年,俄国军事使团赴伊之前的军事改革都收效甚微。俄国人建立起的伊朗哥萨克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政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旅团实质上是沙俄加强其在伊朗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后,白俄军官控制旅团,并以伊朗为对抗苏俄的前沿阵地。但1920年秋,旅团转而由英国人控制,并于1921年底被整合进新建的国民军队中。     

试论近代俄国铁路网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俄国,是一个由沙皇统治的十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861年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这次改革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而近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近世俄国文献关于朝鲜的记载和初识

19世纪中期以前为俄国初识朝鲜时期,此时期俄国文献中偶见关于朝鲜的记载。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的记载,代表了17—19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19世纪俄国公社的结构及其演变

18——19世纪是俄国公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俄国公社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组织结构始终是稳定的。直至20世纪初,俄国公社仍为俄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基层组织。其原因何在?笔者拟略抒管见。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构成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随着16——17世纪俄国农村大片土地或被封建主分割占有或被沙皇政府作为封地和     

俄国教会改革的特点

1054年,基督教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分裂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在16世纪进行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中形成了以路德教为代表的新教派别,使天主教又经历了一次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后出现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后来又以俄国为中心)的东正教,则一般都与所在国家的世俗政权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东正教在俄国也曾出现过几次改革运动,但是在改革的内容、形式以及历史作用上,都与西欧的宗教改革大不相同。东正教在俄国,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的。它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是在沙皇授意下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俄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改革有过四次,即: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会议”、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尼康的教会改革、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和彼得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