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晚清时期外交的近代化及其思考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中俄伊犁交涉清廷成功原因探析简

俄伊犁交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从《伊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可以看出清廷也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和商业权益,但这一条约的签订也不失为晚清外交史上的成功案例。在整个交涉过中,清廷反俄势力的推动,曾纪泽优秀的外交才能,清延恰当的外交策略,清廷收回主权的决心以及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俄伊犁交涉清廷成功原因探析

中俄伊犁交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从《伊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可以看出清廷也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和商业权益,但这一条约的签订也不失为晚清外交史上的成功案例。在整个交涉过中,清廷反俄势力的推动,曾纪泽优秀的外交才能,清廷恰当的外交策略,清廷收回主权的决心以及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试论薛福成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

薛福成曾多年追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务,后又任清政府驻英、法、义（意大利）、比公使数年,为晚清著名外交官,对晚清外交多有赞画。１９世纪以来,以中国为封主的东方朝贡体制受到西方殖民侵略活动的猛烈冲击,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成为晚清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即试图...     

万国公法引入与明治初年的日朝关系

明治初年,万国公法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以万国公法为原则,日朝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其中,宫本小一的《朝鲜论》批驳了政府旧有的外交观念,要求重新在国际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日朝关系,奠定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理论基础。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论甲午战后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京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也涉足清廷的外交事务,晚清的对外交涉,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其外交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理衙门。甲午惨败后,李鸿章本人受到极大的攻击,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其继任者无论是王文韶、荣禄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再现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那种纵横捭阖、一枝独秀的辉煌。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衰落了。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