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专员制度的变革,也凸现了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画卷。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地方实践与历史经验——以民国青海藏族社会为例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青海地方政府也开始在辖区内推广和确立统一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进而削弱基层地方势力。然而民族社会从传统体制向近代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有曲折和阻力,从而影响到早期近代化进程。文章以青海占比例较大的藏族社会为例,考察多民族国家早期政治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遭遇的实际困境,管窥其地区性、民族性成因与历史经验。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改此前地方行政管理三级制发展的趋势,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而自1931年开始而后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遂又使省县两级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迄今有关民国地方政制的研究中,对行政督察专员制研究甚为薄弱。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的缘由,探讨了行政督察专员制酝酿试办之初创时期、分途并立之正式实施时期和统一体制及划一实施之定型时期诸阶段的历史概貌与演变轨迹,论述了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省级政治制度是联通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为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国家治道的内在理路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社会变迁·治道开新·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6月4日—5日成功举行。此次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下会场设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会议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主持。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科研机构、高校、学术报刊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各抒灼见。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废止时间考

南京政府于 2 0世纪 30年代所创设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民国地方政制史上行政层级介于省制之下、县制之上的重要制度变革 ,也是中国地方政制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 ,它上承历史上郡、府、州、道制 ,下启当代中国之专员区制度。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地方制度变革的探讨 ,与南京政府推行的新县制研究相比 ,显得相当冷落 ①。迄今 ,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例如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是何时被废止的 ?其废止原因是什么 ?等等。在此 ,笔者仅就专员制何时废止这一问题作一考析。自 30年代初逐步推行的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何时废…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论传统市镇的早期现代化及其困境——以赣南筠门岭镇为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下，开始步入了艰难的社会转型期。作为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传统市镇也开始了其早期现代化转型的历程。但由于地理区位、区域经济环境、交通运输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市镇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而且在不同的区域也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就研究现状而言，     

区域整合与清代以来安徽地方认同的建构

安徽省域跨江逾淮,省内文化彼此疏离,在近代地方主义浪潮中如何形成统一的地方观念,是近代安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以建省、纂修省志、淮军崛起、重修省志、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为动力和契机,在对人、地两个要素的区域整合基础上,安徽的省籍意识和地方认同得以形成并强化。看似单调的线性建构史,蔓生着行政层级、社会阶层、地域差异、特殊人群等多元枝节,曲折演进中包含着认同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诸多面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使安徽地方史与国家整体史共享诸多历史经验,勾连甚广,安徽地方认同具有地方、民族和国家等多重内涵。     

论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

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晚清经制兵近代化的开始,北京神机营等新军种的组建是中国军队从旧式陆军到新军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部分驻防旗兵的整顿与东北旗兵的练兵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枪队的建立,新式枪炮的使用和部分西式操练的学习等,这些军事改造是中国近代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时期清政府对于八旗兵的整顿,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方新式武器的引进和采用,说明清初所确定且始终坚持的"国语骑射"不可更改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坚持军事制度改革和军事武器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中国走向强国梦想的必经之路。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何以共和：民国时期省制争议中的学理与政争

近代以来,省制问题争议不断,各种省制理论自成一家,各类省制方案层出不穷,朝野间也历经了无数次的唇枪舌剑。这些争议背后,呈现了近代国家转型时期中西不同政治话语的混杂,更反映出不同政治派别特定的政治诉求,从而构成了省制问题中学理与政争交错的复杂局面。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并推动实施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时务实而明智的作风。本文从国家学说和国家统一思想、国家宪法内容和地方自治立法、国家管理结构和地方自治体制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等四个方面,对"一国两制"政策在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创新加以总结和探究。     

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1888年市制町村制和1890年府县制郡制发布后,标志着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也不久即开始起步,并在战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战后,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从新的历史观念出发,继续从历史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角度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即拟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性的概述。     

中国近代文物观念演变简史

1840—1949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思想变革频繁,受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等因素的影响,文物观念整体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奠定了后世文物、遗产观的基础。根据概念、价值、功能、所有属性以及保护、利用观念等构成要素的变化特点,中国近代文物观念的演变历程可分为继往、转型和现代化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出文物称谓逐渐统一,种类逐渐增多,范围逐渐扩大,由注重历史、艺术、经济价值转为偏重历史、科学价值,由传统的欣赏、收藏、交易等功能进一步发展出研究、教育、国家象征等功能,由私藏变为公有的趋势。同时,政府决策人员、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等不同社会群体在不同阶段的文物观念不尽相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三大特性

<正>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说可称之为近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也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虽然在实际上有它的发展方向、进取目标和实行方式，也有理论和规划设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全程统一的国家战略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历程。不过，从主体上和实质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诸多仿效之处。     

近40年秦县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县作为中国古代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在赋税征收、民户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机构。秦统一后将此制推行到全国,其后的历代王朝皆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沿袭这一制度,因此县制是认识王朝国家地方统治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