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认为,杨虎城从事变开始便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思想,杨虎城置个人恩怨于不顾,支持张学良尽速送蒋回南京,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情况下,独挽危局,采取有力措施,促使陕甘善后循政治途径解决,避免了新内战的爆发。     

张学良在台湾“求问自由”始末

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抗战胜利后,已被蒋介石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自由,在台湾囚禁时期曾4次屈就向蒋氏父子呈书"悔过",其间饱尝软禁之苦和对自由的幻灭之情,《张学良在台湾"求问自由"始末》一文为您详解个中曲折,敬请惠阅。     

张学良缘何皈依基督教

<正>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于宗教,虽有接触,但无信仰。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他,送他一本《圣经》。他在日记中说:"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     

谁先觉察到西安将要发生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张学良缘何皈依基督教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于宗教,虽有接触,但无信仰。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他,送他一本《圣经》。他在日记中说：“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在大陆十年的监禁岁月中,他长期研读明史和阳明哲学,一直到了台湾。     

《囚语》中的任光、郭沫若［摘录］

《囚语》中的任光、郭沫若［摘录］（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叶挺遗篇（编者按）《党的文献》最近从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叶挺将军当年在囚禁中写的这篇《囚语》。叶挺将军在《囚语》中回顾了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参加革命以来历经的危难,特别是表达了对皖南事变中...     

我和汉卿的一生(一)

我的年龄和身体已是有早上无晚上的风烛残年了。汉卿①自由无望,我要遵照汉卿临别时的嘱咐,将西安事变的几项实情说明,向历史负责。我也要说说我和汉卿的一生,以及我们两人分离时的相议、相约、相许。蒋先生②到台湾后,还是权势盖天,为了美化蒋先生的王者声誉和维护蒋家的统治地位,他们伪造出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用汉卿自己认罪的假象,什么“酿成巨祸,百身难赎”,这种荒谬无稽的反省自白,把他们的祸国殃民和失败推给汉卿和西安事变。颠倒历史,妄图欺世骗人,并且作为处理汉卿的根据。他们违反法律、违反人权,囚禁汉卿终生,在世人…     

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

简评通过与以往有关皖南事变研究论著比较,认为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三点新的进展:(一)对皖南事变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及许多具体史实,作了考证、辨证,使事变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在此基础上,对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事变前及事变中的功过,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三)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叙述也比以往完整等等.微感不足的是,该书在对事变的宏观把握及交待上,似嫌不够.     

郭维城探访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

跨越岁月的酷暑严冬,穿过漫长的历史隧洞,时光进入到1988年。这一年距西安事变已有52年。然而,张学良这样一位谋国至忠、爱国至诚的民族英雄,却枉遭蒋家父子的囚禁达半个多世纪之久,90岁高龄仍未获全面自由,实乃历史上罕见的奇冤大憾。张学良将军为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解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承受的巨大牺牲、不幸遭遇和苍凉境况,深深地牵动着所有追求光明和真理正义的有识之士的心。为纪念西安事     

我和汉卿的一生(下)

西安事变囚禁度日屈辱泪难干西安事变发生了。汉卿看到日本已步步入侵,国家面临危亡,但中国仍在内战。为了制止内战,汉卿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发动了这场改变国家局势的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达到了他衷心的愿望。汉卿为了完成这任务,保护蒋先生安全地离开西安,陪同蒋先生去了南京,也从此失去了自由。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许世友延安囚禁受审始末

具有特殊性格、富于传奇色彩的我军高级将领许世友,于l937年在延安曾被囚禁受审,并判刑。关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作者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写出了《许世友延安囚禁受审始末》一文,清晰生动地记述了许世友将军在延安被囚禁的那段历史以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西安地区的救亡报刊与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虎城将军遇害真相

1937年12月2日下午,杨虎城将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二纬路一号,开始受到软禁。从此,将军屈受囚禁达12年之久,个中遭受的残酷折磨和几次的秘密转移,及至最后与其他5人遭到暗杀,其真相鲜为人知。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是最先遭到了蒋介石的扣押。杨虎城没有去南京,最后则被迫交出兵权,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在国外急于回国参加抗日,几次电报蒋介石,没有获准。后来通过宋子文从中转请,蒋介石始同意杨虎城回国。从这时起,一个大阴谋就开始     

西安事变七十周年随想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工作,略知一些这次事变的有关情况.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