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制约二轮志书整体质量提高的三个关键问题

高金山在《江苏地方志》2009年第3期撰文指出,理论缺失、编纂随便、指导不力是影响和制约第二轮志书整体质量的关键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并不被方志学界所关注,致使第二轮志书整体质量一直没有较大突破。其中：理论缺失是第二轮志书编纂以来表现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对“志”这一概念的认识最不严密,直接造成了对编纂工作不利的后果。     

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

清代是历史上地方志编纂的最高峰,合州地区先后6次编纂《合州志》,最终刊刻出版3部。在地方政府官吏的主导下,清代系列《合州志》质量为上乘,志书内容丰富,体例精良,编纂规范,既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提供诸多借鉴。     

自然灾害志的编纂是灾异志的继承与创新

新编地方志除了综合性志书外,近年还出现了重大事件志、重大自然灾害志等专题志。《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对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决定编纂地方专题志书。新时期编纂自然灾害志,有着鲜明的“资治”功能,其服务现实和现实关怀的意义十分明确。作为一个新的志种,自然灾害志编纂有其显著的特点,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和研究。重大自然灾害的突发性要求自然灾害志的编纂应尽早尽快启动。自然灾害志的内容架构,以灾害发生、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为线索,依次展开记述,记述的出发点是总结救险救灾的经验,为今后的抗灾救灾提供借鉴。     

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土司司所志是土司辖区重要文献,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今我国西南、中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区域。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纂修人员构成中基本都包含土司家族成员,编纂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拥有“世系”“土兵”“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特色篇目。对照传统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点,在西南史地、边疆以及方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编纂模式

清代乡镇志书是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其主要著述体例为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体例特征与选取原则一方面遵循仿效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体系,同时也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富有鲜明特色。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修、续修、独纂、合纂,在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和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清代地方基层社会乡绅文士对于修志的支持倡导,以及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档案资料在志书中的重要体现——谈《新疆通志·环境保护志》对档案资料的成功使用

当代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档案是其重要的资料来源。形象地讲,档案是志书编纂的供应站,志书编纂这个“满汉全席”离不开档案这个供应站提供的各色食粮与副食品等。据不完全统计,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资料来源80%取自档案。为此,一些地方将史志工作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成立史志档案馆,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编纂志书离不开档案,档案是志书的动脉血源。一笔者最近偶读《新疆通志.环境保护志》(以下简称《环保志》),除了深深地感到档案与志书的亲密关系之外,也为该志成功地使用档案资料而感到赞叹!《环保志》是由《环保…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周应合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其主纂的景定《建康志》被誉为地方志佳构,该志的体例为后世许多志书所效法。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分事任”“定凡例”“广搜访”“详参订”等方志编纂学理论。在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其理论被再次解读后,将被赋予更多的新内涵。     

续志编纂散议

编纂续志是二轮修志中普通采用的编修方式。所谓续志,就是以前志的下限为续修志书的上限,断代为志,编纂断代志。但是,把编纂续志称之为编纂“断代志”,有人却提出了非议,认为现在已不存在朝代了,称续志为“断代志”不恰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所说的“断代志”,是指的记述一段年代内地情的志书,这个“代”系年代之谓。     

资政视阈下回疆方志与清代新疆治理研究——以《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为例

中国古代的方志编纂理念中,“资政”往往居于首位.《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作为清代的两部回部志书,以经世致用、彰显功德教化以及严谨务实的撰写理念,不仅保存了清代大量珍贵的回部文献资料,凸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为志书撰写确立了很好的典范.     

试论家谱与地方志书续修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随着新一轮志书编纂的开展和各地家谱热的兴起,修志者应该突破仅从官方渠道和“正史“途径搜集史料的局限,拓宽史料搜集的范围,充分重视家谱不可替代的社会研究价值,以期丰富志书的内容。一、家谱的史料价值。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江南地区民间     

历代澎湖志书的编纂

澎湖自古便是中国的领土,历代史籍对此多有记载。自清代乾隆年间起,澎湖始编纂志书,先后有《澎湖志略》、《澎湖纪略》、《澎湖厅志稿》、《澎湖厅志》、《澎湖县志》5部志书。这些志书记载详明,各具特色,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体制渐趋完备。澎湖修志的事实也印证了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化传统。     

与时俱进做好第二届志书编纂的前期工作

第二届志书编纂不宜匆忙动手编写,坚持质量第一。应扎实地做好志书编纂的前期资料收集工作,在认真研读第一届志书的前提下,不断改进和完善志书篇目,对入志资料要从用志的角度出发,选用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社会性资料,并可实事求是地慎选一些负面材料入志,增强志书“资治、教育”功能。     

志鉴编纂与利用分离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在各地首届新方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基本完成后,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陆续编纂出版地方综合性年鉴,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稳定续志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志书、年鉴的作用,如何解决志鉴编纂与利用“分离“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分离“之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偏颇,志鉴编纂与利用脱节,重编纂,轻利用。在“言必谈政绩,行必为政绩“的思想支配下,认为完成志鉴编纂     

《永乐大典》本《金陵志》编修时间及其佚文考简

一、《金陵志》的编修时间 南京是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志书编纂十分发达．正如元代学者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之《修志本末》所称：“金陵在《禹贡》为扬州,历代为国为州为府,典章文物,宜可考征。”现存记载该地最早的方志为刘宋山谦之《丹阳记》,刘宋至清代几乎历代均有志书编纂．宋代以前志书大都已经佚失．宋及以后方志或存或佚。     

清代孤本道光《渔闲小志》研究

道光《渔闲小志》系清代孤本乡镇志书,学人罕见。该志叙述简洁扼要,文笔生动凝练,编次行文颇有章法,注重撰述体例,颇具宋元志书的遗风。本文对该志的编纂者、编纂特色以及文献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这部志书对于研究清代江南历史以及人文风俗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志书编纂流派论

古代志书编纂流派是古代修志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形成于清代。清代历史派和地理派对当时和后世志书编纂及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显示了流派形成后对于一项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古代志书编纂流派对当下地方志工作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应把新志编纂能否形成流派、如何形成流派等问题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个课题牵涉面颇广,可从修志实践、志稿评审、志书评论、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入手。     

更新观念 提高志书质量

深度不够,质量不高,是新志编纂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志书社会功能释放的关键。更新观念以提高本书质量,已成为修志者的当分之急。更新哪些观念,我认为主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修志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现实志书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已被古今史志界所公认。但对功能的表述及内涵认识不尽相同。新志编纂伊始,更多的人将方志的功能与修志目的概括为：“资治、教化、存史”。这“六字诀”既是我国古代方志功能的总结,又将其作为新方志编写的目的。我以为,对这一传统理论的全部继承,是导致新志质量普遍不高的首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几…     

用“三新”观点指导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年鉴编纂作为地方志事业的“九业”之一不可或缺。九业即：志（三级志书）、库（数据库）、馆（方志馆）、鉴（年鉴）、用（服务开发）、刊（方志期刊）、网（地情网站）、会（地方志学会）、研（理论研究）。可以说志鉴编纂是其中的主业。年鉴编纂和地方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笔者从志鉴两种文献共同作为指导理论的“三新”观点,谈点个...     

如何提高新编志书的实用价值——读《呼兰县志》的启示

志贵实用.志书的实用价值如何,是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代章学诚早就明确说过:“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本届修志以来,人们对于志书的实用价值问题亦多有论述.近读新编《呼兰县志》,观其图照,审其凡例,看其志文,阅其后记,强烈地感受到县志编纂者旨在提高志书实用价值的编纂意识(主编意识).因此,总结这一修志实践,对于丰富方志学理论,同时又反转来指导修志实践,无疑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