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法帖的刊刻与流布研究

北宋时期,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刻帖出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北宋官方刻帖一是《淳化阁帖》,一是《大观帖》。北宋雕刻、造纸、制墨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刻帖的兴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淳化阁帖》、《大观帖》的刊刻,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科技的巨大发展。《淳化阁帖》是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亦称《阁帖》、《淳化帖》。宋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赵佶命蔡京主其事,更定编次《阁帖》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史称《大观帖》。《大观帖》在《阁帖》每卷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纠正了一些错误,在雕刻工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到了南宋,官私刻帖规模越来越大,遍布全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北宋官方刻帖成为历史上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考述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校本主要是宋刻单疏本《仪礼疏》,并参校影宋抄本《仪礼要义》等书。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校改不下千处。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汪士钟刻《仪礼疏》的实际主持者。张本所用的宋本疏,并非直接来自宋本,其依据即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而汪刻虽然号称"覆宋",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另外,段玉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一般认为,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但从该书来看,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长塘鲍氏藏书世家

徽州人鲍廷博(字以,号渌饮)是清朝名的藏书家,在《四库全书》编纂活动中,他献书600多种,受到乾隆皇帝嘉奖。他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受到嘉庆皇帝的嘉奖。鲍廷博在聚书、刻书、保存与传播献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贵州的刻板书业

贵州刻板印书,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清逐步改进提高,民国时期则有新的发展。最早刻书以地方志书为主。《宋史．艺文志》载贵州刻书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和《南平军图经》一卷是贵州最早的方志,元代以后,仍以刻印志书为主,如《顺元路安抚司志》、《贵州宣慰司志》、《镇阳风立志》、《遵义郡志》、《播州宣慰司志》等。明代永乐十一年门413年）,贵州建省,设承宣慰布政使司,成为全国十三行省之一。全省刻印的志书和其他书籍有较大发展。现存明代志书珍本,如《贵州图经新志》17卷,刻于弘治年间,至今约500年;还有…     

曹寅的文献学成就

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喜好藏书,精通版本、校勘、目录之学,曾刊刻《全唐诗》、《楝亭十二种》、《曹楝亭五种》等古典文献,提出“藏书不如刻书”的进步古书流通理论,而《楝亭书目》则体现了曹寅在目录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创新意识。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出版发行

常熟古里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因其藏书珍贵富足而扬名中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自瞿镛始编 ,经三代历 5 0余年之艰辛努力而成稿并开雕刻印 ,至清光绪二十四年 ( 1 898)终告问世。《目录》共收录图书 1 1 94种 ,其中宋刻 1 73种、金刻 4种、元刻 1 84种、明刻 2 75种、钞本 490种、校本 6 1种、其他 7种。《目录》按四库分类排次 ,卷一至七为经部、卷八至十二为史部、卷十三至十八为子部、卷十九至二十四为集部 ,每书之下记卷帙存缺、行幅字数、序跋印记 ,并校勘异本文字。但因雕版印刷 ,印数有限 ,存世者凤毛麟角。上…     

杨守敬选刻《景苏园帖》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

《景苏园帖》石刻一百零二块,又杨寿昌及杨守敬题跋各一块,均完整无缺,嵌于湖北黄冈东坡赤壁之碑阁,是国内保存较好的苏帖石刻。此帖乃杨寿昌出资,由杨守敬经手选刻而成。守敬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举人。光绪间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随员,致力于访书,著《日本访书志》,并影印撰刻了《留真谱》与《古逸丛书》。守敬长于历史地理金石版本之学。1890年(光绪十六年),成都杨寿昌(字葆初)任黄冈知县时,鉴于黄冈赤壁是     

千年典范之美——山东博物馆藏宋刻本图鉴

正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术全面成熟期及第一个辉煌时代,相对于刚刚发轫的唐朝,其可谓跨越式发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从官府到私人,皆重视刻书,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产业,实现了商业化,出现了大批刻书作坊。镂刻区域广泛,各行政区皆有,并出现了浙江、福建、四川三大刻书中心。在此背景下,宋刻书成了中国典籍史上光彩夺目的存在。其内容丰富,囊括经史子集。版式美观大方,字体雅致,确立了中国刻印书籍的基本面貌,此后近千年无太大变化。且几乎是中国典籍的最早刻本,因时人普遍重视校勘,讹误较少,具有极高校勘价值。故备受后世藏书家青睐,以得之引以为荣。最典型的代表无疑是清代收藏     

浙图藏《易》类善本古籍未刊题跋辑释

浙江图书馆藏《易》类善本古籍中,有几则未刊藏书和校勘题跋,对于了解该书之意旨、刻印及流传情况,均有一定意义,是重要的文献学和学术史资料。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吴郡志》人名正误二则

正范成大《吴郡志》征引浩博,叙述简核,为方志之佳者,亦偶有人名字号之讹误。《丛书集成初编》本影印《守山阁丛书》时,加有句读。陆振岳先生又做了细致地点校工作,可谓泽惠学林。然笔者阅读时,在书中得讹误二处,考辨如下。《吴郡志》卷二十"张瓌,字逸祖,永之子"。([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

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韩国〕郑玉顺早在高丽时期,韩国的雕板印刷术就相当发达,１０世纪末开始刊行书籍。当时刊行的典籍很有价值。清孙从添在《藏书纪要》第二则《鉴别》中说：“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     

叶德辉刻书活动探析

叶德辉是清末民初的文献学家,其所致力包括藏书建设,藏书目录编制、读书题跋撰写、书史研究、藏书经验总结、前人书目考证纠正和订补等,并延伸到图书刊刻领域。叶德辉一生共刊刻超过百种图书。除刊刻内容严肃及与本人学术喜好相关的图书,还刊刻游艺、房中等流传甚少的书籍,其刻书几乎没有禁区。他不仅重视刊刻个人着述与家集,也重视刊刻海内外未经传刻或罕见之本,於保存文献、羽翼学术,居功至伟。叶德辉亦精於校勘之学,一些孤本文献赖其力得以保存。故叶德辉不愧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书家．其贡献应予肯定。     

海源阁刻书考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庋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椠,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西刻书考略（下）

清代广西刻书的兴盛,还以家刻本、坊刻本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家刻本,又称家塾本、家宅本或书塾本,是指私人主持或出资校刊的图书,其目的是为满足私家读书、藏书之需要,并不以营利为本,偶尔出售也只收成本。家刻本的刻印者多是官僚、地主、富绅等家业殷实者。他们有的刻印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刻印乡邦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利名人荐举;还有更多的是为读书做学问而刻,为发表个人著述而刻,为收集师友著作而刻,     

东阳崇川与建阳崇化

提起建阳崇化,从事古籍讲究者几乎无人不知,它和麻沙是我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的建阳余氏刻书世家曾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地刻印书籍。关于余氏的刻书历史,肖东发同志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中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但肖文遗漏了比余仁仲更早的余氏刻书家——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其遗漏原因,疑与此“东阳崇川”的地名有关,本文故略作补正。 余四十三郎于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刻有《新雕初学记》30卷,原书现存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书舶庸谈》卷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0均有著录。下将藏园傅氏著录迻录于后:     

姚鼐诗文集刻印研究

嘉庆初年,姚鼐手订、刊刻、增补诗集十卷与文集十六卷,付之江宁刘文奎家雕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印本。其后,李际春补刻诗外集,姚雉续刻诗后集,梅曾亮续刻文后集,又有姚原绂翻刻印行诗文集。道光以降,诗文集流传产生了“全集”的形式。同治五年,李瀚章因《惜抱轩全集》书板毀于兵燹,故重作校勘,另刻新本,是为省心阁本。此本有原刻与翻刻之分,原刻亦有初印和后印之别。翻刻本不仅改正了原刻后印本许多错讹,而且刊刻更为精良,上海校经山房、会文书局皆据之印行出版。徐宗亮又因省心阁本“翻雕于楚而不常印行海内”,故取文集别为校刊。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惜抱轩诗文集》,实据省心阁本之原刻后印本整理而成,故书中错讹甚多。姚门弟子校阅、助刻姚鼐诗文集,诗文集反过来又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姚门弟子,吸引了众多读者依附姚门。     

清代广州海幢寺经坊刻书及藏版述略

一、引言清代广州海幢寺在刻书与藏版方面的情况,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其刻印出版的书籍,称为“海幢寺经坊本”。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与海幢寺的特殊因缘,以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马礼逊藏书（MorrisonCollection）为中心,对海幢寺经坊及其刻书及藏版情况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以期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补充和拓展。     

市井奇书《耍谈经》

早在南宋时期,湖南邵阳就出现了雕版印书业,出版了贺铸的九卷《庆湖遗老诗集》。到清代光绪年间,邵阳发展为江南有名的书城。凡市面上有的书,邵阳无所不刻,其中包括邵西周旺铺下二里车塘铺刻印的《望星楼通书》、新化县刻印的《耍谈经》这两种奇经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