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是指晚清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赈组织的分支机构,它归义赈组织所领导,并为之筹募慈善款项。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这一慈善激励机制,主要由民间社会来运作,也有政府部门的参与。     

民国时期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研究

民国初年,重庆已凭借其天然航道优势成为通商巨埠,与此同时,慈善事业亦蒸蒸日上,较为著名的已有慈幼堂、育婴堂、保赤所等,但这些机构普遍存在"有养而无教"的问题,后来得到了许多慈善人士的帮助。     

投靠还是扩张?——从甲午战后两湖灾赈看盛宣怀实业活动之新布局

学界长期认为,盛宣怀在甲午战后接办汉阳铁厂之举,乃是张之洞为其提供政治庇护的交易.然而,用以证实这项交易的证据始终不足.当时一个看似与铁厂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两湖灾赈活动更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据此来解析所谓证据不足的情况,其实是因为这项交易并不存在.同样基于两湖灾赈提供的人脉线索,还可发现使盛宣怀从战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人,是王文韶而非张之洞.由此才可理解,盛宣怀何以能够充分利用张之洞的困境来强力扩张其实业活动的范围.据此而言,通常被纳入社会史领域来研究的赈灾事件,也有放在政治史、经济史等坐标系内加以考量的必要和价值.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民国时期新疆外语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新疆外语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繁荣和曲折发展三个阶段,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使新疆的外语教育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但是却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外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城市失业保险制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的失业危机蔓延全球,30年代中国受其影响造成严重失业。在借鉴世界各国治理失业的经验,发展民国时期的失业保险制度。主要介绍世界失业保险制度的概况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     

浅议民国时期上海女眭服饰变迁

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上,中华民国时期上海的女性服饰文化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它以中西交融、满汉交融为特色,无论是在服装款式、服装造型和材料还是服饰装饰品的品种甚至还有服饰观念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从而突显了它人性化、个性化和近代化的时代特征。究其发生如此历史性巨变的原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诸多的政治因素,其中清末民初,专制制度的覆灭是产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二是社会制度的变迁,使等级着装向自由着装的演变成为可能;三是近代服装服饰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为民国时期女性服饰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此外,审美观念的变化、时装表演与选美活动的开展、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也是影响服饰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上海丐帮的内幕

乞丐原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丐亦有群,丐亦有道,群体性乞丐类似帮会,有领导,有部署,有分工,有合作,对社会影响也远比零散乞丐为巨。丐帮,即乞丐的行帮,是一种以民间职事集团面目出现的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形式。     

浅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的合法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青帮势力发展到高潮,进入了高度膨胀的阶段。这与其他地区的帮会势力以及此前的青帮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与国家统治集团的暧昧关系以及它多取得的合法地位。因为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相当深的渗透,包括青帮头目的政治化、资产阶级化。同时,这也是促使上海青帮合法化的原因之一。另外,上海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也成就了青帮的合法性。本文试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合法化的原因分析来阐明其历史影响和作用。     

民国时期合作运动中农民心态研究

学术界对于民国合作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经济维度的考察,忽视了作为运动主体的农民心态与行为的研究。民国合作运动的历史表明,农民并不总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从自身的利益和角度出发来审视这场运动,在整个运动中,农民表现出了观望犹豫的怀疑心态、敷衍搪塞的应付心态、投机取巧的功利心态、厌恶憎恶的恐合心态以及偷工减料的耍滑心态。对于农民心态史的研究,可以丰富民国合作运动的多面性,揭示被遮蔽的社会事实,对于关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亦具有十分重要的资鉴。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

上海银行业自1920年订立业规后,先后于1933年、1936年以及1948年对业规进行了三次修订。本文从业规修订及报备过程这一特定角度。考察和探讨政府监管当局对银行公会的管理,提出必须完善监管本身的规则,并注意把握监管的适度性问题。     

略论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市场交易的近代业规一般涉及两大部分,一为同业价格约定,一为营业(交易)环节规范。晚清时期,上海地区工商会馆、行业公所最主要的职能是划一行业主打产品价格,制约同业价格竞争;有关其他营业方面的行业约定甚少。民国已降,随着市场竞争展开和业规细化,许多行业组织除了价格管理以外,对一些以往不甚措意的交易环节亦展开规范,制定了一些有关营业环节方面的规约以约束同业的经营行为。以往相关论著在论述近代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进行市场治理时,较多关注行业的价格管理及其违规制约;对于市场交易中其他方面的营业规约关注不多。本文以档案资料为凭,对于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有关营业规约作一简要阐述。     

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面对各种传染病流行带来的危害,上海地区的社会力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承担起了向民众宣传传染病防治的有关知识和督促官方实施防疫的责任,形成了近代上海传染病防治特殊的社会环境,推动和促进了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进程,反映了民国时期上海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     

民国时期在华俄侨文化史研究述评

30年来国内学者在民国时期在华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涉猎领域众多、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和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等3个显著特点。俄侨文化史研究应在综合性俄侨文化史专著、专题史著作和其他薄弱领域有所突破。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迁徙之研究

今天西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分布与民国时期各民族的人口迁徙流动有密切关系。灾荒、战乱匪祸及人为的经济、政治压迫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该地区人口的非正常迁徙频繁发生，而且迁徙情势复杂多变，并最终对近代西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其掠夺性、不合理性的显现有一个过程,上海金融业对金圆券政策态度从遵行、异议、批评到反对也有转变的过程。以往对金圆券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其国家行局为主体,以其相关决策及实施为主线,其研究比较简略和狭窄;其实,选择上海私营金融业为考察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主线,着重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本升值和现金增资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圆券问题本身以及对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研究。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土地开发政策研究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各种农业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推行清丈土地、丈放官地的政策,加速土地私有化进程,为征税提供保障。同时鼓励垦荒,设立垦荒机构、颁布垦荒法令、实行屯垦政策,对东北的土地开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议民国时期上海市民温和民族主义消费心理形成的性格原因

五卅运动的爆发,直接刺激和伤害了中国国民的感情,举国掀起了抵货运动高潮。面对着甚嚣其上的"民族中心主义",上海市民找到了一个舒适而又平衡的支撑点——温和的民族主义消费心理进行日常消费。本文作者从近代上海市民性情入手挖掘分析此消费心理的形成原因,得出这得益于传统中国人"老实温厚、要面子"的气质、江南人"柔弱"之性情和精明、崇洋不媚外的商人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