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

在中央王朝的经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各地在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八景文化".清代是云南"八景文化"的发展及繁荣时期,"八景"及其相关记载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云南生态环境的状况,其发展变迁也反映了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对清代云南环境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江苏苏州石湖景区谢家坟朱氏墓地出土墓志的初步考证

苏州郊外历史上分布有大量土墩,这些土墩大多是从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家族墓地。谢家坟是其中的一处墓地,共埋葬有汉代至明清时期墓葬30座。这批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反映了朱氏家族从宋、元至明代的变迁,包括墓主生平、籍贯、职业、家庭情况以及村庄、地名的变化等,为研究苏州地方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李芝《盐井赋》初探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盐井赋》,系清朝乾隆年间四川富顺县自流井人李芝所撰。作者选择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的井盐业为创作题材,描绘了明清两代川盐生产的情况,写出盐工的苦难生活。在古代辞赋中,这样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明清川盐业概况与《盐井赋》的作者《盐井赋》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写作的: 四川是我国主要的井盐产地。明末清初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经济开发与森林植被的变迁

明清时期是汉族移民迁入广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阶段,汉族移民的足迹从广西东部逐渐深入到西部,从平地、丘陵的耕作发展到对山地的垦殖,在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导致了近600年来广西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这一时期,不管是在开发较早的桂北、桂东和桂中,还是在开发较晚的桂西和桂南,森林植被的变迁都十分巨大,对广西的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汾河上游的地名透视环境变迁

地名中包含着重要的环境信息,特别是大量真实、生动记载动植物生存环境及分布特征的地名。具体到汾河上游亦如斯。汾河上游的地名为我们研究历史时期这一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

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环境疾病是古今人类都必然面对的环境灾害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群体的身心健康,而且间接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深层系统。探讨历史时期环境疾病的演变规律,不仅能揭示疾病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及区域社会对疾病的反馈机制...     

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与地方社会研究——以梧州《重修准提阁碑记》为考察中心

明清鼎革之际,动荡的社会催生了人民朴素的求佛救苦信仰,地处边疆的广西地区流行的准提信仰是以往学界较少注意的。梧州博物馆所藏《重修准提阁碑记》作为一方罕见的“一石二文”碑,不仅真实记录了清代初年梧州准提阁衰落、重建及清查寺田的史实,也侧面反映了清政权在广西重建社会秩序的史实。同时借助现存方志、诗集与碑刻,进一步揭示了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的时空分布状况,准提信仰在与临济宗的有益互动和儒、道文化相融合中得以走向繁盛,而清末以来地方社会巨大变迁则导致准提阁与准提信仰逐渐走向没落。准提阁与准提信仰的个案研究将给探究明清时期广西佛教发展状况与多文化融合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

作为语言符号,地名是人类群体活动、经济开发和区域文化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广东地名层从语种上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古越语地名层、地方方言地名层和全国通用语地名层。从时间上看,唐代以前,广东地名基本上属古越语时期,宋至明和清前期为南方方言地名时期,清末以来为北方书面语地名时期;从空间上看,广东地方方言地名层大抵在宋代已基本形成,清代最终形成粤方言、客家方言和福佬语地名文化景观三分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粤方言地名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及邻近地名,客家方言地名层位于北江和东江间的广大山区、丘陵地带,粤东韩江地区则多是福佬地名文化层;从形成原因分析,广东地名层主要归究于历史时期移民、区域人内口繁衍和土地大规模开发,加之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又为族群地名文化扩散提供了条件,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健全,最终成为广东地名层语言文化景观形成的重要机制     

博山地区的沿革与建置

本文分两部分。先归纳了先秦以来博山地区的归属与建置,它先后隶属于弇中、齐县、嬴县、莱芜县、东清河郡、贝邱县、淄川县、益都路、青州府和淄博市等。金朝时为颜神店镇,雍正十二年设博山县。地名沿革略述博山地区的地名变迁。博山自古便有笼水之称,大概从唐代开始称为颜神,明清时期又名秋口,雍正时期开始称为博山。     

古盐井 “千年盐都”的城市记忆

自贡以盛产井盐闻名退迩,被誉为"千年盐都"。至今,在自贡民间还流传着"自流井盐井多如麻筛"的说法。正是凭借这数以万计的盐井,才使地下丰富的盐卤、天然气资源被不断地开发出来,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百业的兴旺和都市的繁荣。作为创造自贡辉煌历史的遗迹,一些古盐井仍然保存了下来。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燊海井、东源井和吉成井。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是由中心区不断向外扩展的。明末天启年间 ,本地区蚕丝业出现第一次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扩展 ,清代晚期 ,其蚕丝业的扩展又表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本区域明清两代蚕丝业的分布状况 ,展现了这一扩展变迁的轨迹。同时从自然条件、经营蚕丝业的经济收益、蚕丝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其分布与变迁的原因和影响     

2018年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调查简报

为明确渤海湾西岸地区战国以后盐业遗址的分布与保存状况,2018年春季,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以黄骅市为中心的沿海区域开展了盐业考古专项调查。调查共发现和复查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55处遗址。经初步判断,大部分与盐业生产有关。本文按照时代先后顺序介绍了调查发现的典型遗址和遗物,并得出了一些认识:战国时,渤海湾西部沿岸应为齐国产盐区,主要生产区在武帝台贝壳堤附近和以西,调查区处于边缘位置;隋唐时期遗址点较少可能与海侵活动有关,但盐业遗址的功能、布局特征仍体现了较高的生产专业化水平;宋金元时期的遗址数量激增,说明本时期是渤海湾西岸盐业生产的繁荣期,与文献记载较为一致。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及其变迁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的分布经历了由产地不具体,到产区形成、迅速扩展及小有扩展的历史过程;产区数量从有明确记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1州,到唐宋增至7州,至元明清再增为8州;产区中心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今渝东南,至唐宋转移到今湘西地区再到明清又转移至今黔东北地区。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本区丹砂生产的历史进程。丹砂产地分布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丹砂资源的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和商贸,以及丹砂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影响等。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明清时期广西经历了一个较严重的虎患过程,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清初和清末三个时期的虎患非常严重,这反映出三个时期广西的人工生态环境因受战乱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然退化,田地荒芜导致次生性植被复萌,为虎患的爆发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强,特别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山地垦殖运动兴起以后,广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森林植被覆盖率不断下降,虎患逐渐减轻。但人类在免受虎害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生态恶化的威胁。     

明清王朝对云南中部的地方治理

明清时期,云南中部较元代有更大的发展。明朝统治的时间较长,云南中部为云南世袭总兵官沐氏家族所镇守。以云南中部为核心区域,以卫所将士及其后裔为中心,逐渐形成云南汉族的士绅阶层,并在全省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继承明代的发展趋势,云南中部的主要城镇相连成片,各类资源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云南中部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更为凸显。     

清末民国厦门“虎患”问题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出现大规模的"虎患"问题,"虎患"所反映的是人与环境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究其根本是人类社会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变迁,最终影响到同一生态系统下的虎的生存,导致了"人进虎现"的结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厦门作为个案,试图揭示清末民国时期厦门"虎患"问题背后所反映的环境变迁与"虎患"问题的内在关联性。通过对厦门方志资料以及近代报刊资料的分析,发现在同治、光绪以及民国期间报刊所记录的厦门"虎患",与此时的厦门城市开发建设有着密切关联。     

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

明清时期,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经历了"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有的土司留在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内",有的土司离开了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外",明朝确立的"三宣三慰"土司整体政治格局变为了分属不同政治共同体"内外"土司,最终在清缅战争中因官方提出"内地土司"的概念而得以确认,展现了明清以来云南西部边疆从有疆无界的整体土司区变为"尔疆我界"的中缅边界的过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疆域变迁及边疆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东南亚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发展进程。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之研究

姓氏是个体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的反映,也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重要史碑。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量谱牒均有详细载录。明清时期方志也是移民和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道光《新会县志》专列有图说,详细记录了新会县各里坊的姓氏分布及其变迁,很好地揭示了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的关系及其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开发历史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