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儒学

十六国北朝是民族融合的大发展时期。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到北魏统一北方时基本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后,又带来一批新的部落,迎来了新的民族融合时期。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冲突、磨合、发展,到北朝末年,北方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儒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及民族融合之后,儒学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是制度文化中的儒学,一是社会生活、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学。     

宋朝制度文化对越南李朝的影响

李朝是越南自主时代的开始,宋朝虽然在整个历史中是个积弱的国家,但宋朝却在制度、文化等比较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儒学以及文化输入等方面都对其产生极大的影响。     

宋朝制度文化对越南李朝的影响

李朝是越南自主时代的开始,宋朝虽然在整个历史中是个积弱的国家,但宋朝却在制度、文化等比较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儒学以及文化输入等方面都对其产生极大的影响。     

前凉的治国与儒学思想

前凉政权是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之一,政权的稳定和延续时间较长,在维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繁荣方面是同一时期北方其他政权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儒学思想指导下的崇尚文教、吸纳人才、传承制度等治国策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

《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是目前发现存世的仅有的一例附有八思巴字元代公据碑。本文在释录碑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宋末元初庆元路儒学对位于昌国州的洋山砂岸被侵占所提起的二次诉讼案及相关人物的考察,试图揭示元代赡学砂岸被占的实质,以起补史、证史之作用。同时,作为一例完整个案,为元代司法、儒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台南孔庙与儒学传承

台湾台南孔庙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孔庙．开创了台湾儒学教育的先河。台南孔庙从明郑时期创建以来,历经多次修建,现在是台湾重要文物古迹,供人参观游览．其传承的儒学思想对台湾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赵时春《稽古绪论》的思想内容及其学术评价——以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视角

《稽古绪论》是明代学者、文人赵时春的思想性、史论性著作,其撰写的目的是阐发儒学思想、发表历史评论,同时也矫正士风、垂鉴当世。书中的儒学思想以“圣人”为核心,侧重在传统儒学和宋代理学命题,如圣人气象、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吟风弄月等,其史论也以关涉儒学思想的历史人物、事件为主,见解新锐。这些论述虽然其整体难以登上明代学术的一流水平,但于深化传统儒学命题、深入认识历史,都有明显的借鉴、启迪价值。赵时春的学术具有明代学术的普遍特点,他不训释经典字词,不考辨儒学概念,而是一味的义理演绎和历史评论;同时,因擅长于文章创作,所以,即便是在《稽古绪论》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也处处体现出其纵横不羁的文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域与南北交流”高层论坛综述

正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主办,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办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域与南北交流"高层论坛于2018年4月14—15日在扬州大学召开。与会的40余位学者所提交的30余篇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域与南北交流为主,兼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制度与文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广陵为中心的江淮地域与南北交流是本次论坛的主题。胡阿祥《江淮地域与六朝历史》从区域史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域在南北对峙中的军     

蒋介石与朱、王二学

朱熹、王阳明是儒学思想流派中的两个重要代表,蒋介石对王阳明备加推崇,对朱熹则褒贬互见,但他对儒学的尊崇态度使其与二间实际都保持着强烈的传承关系。随着其对儒学体认的加深,蒋越到晚年越表现出融合二的倾向。     

《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味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     

三公制度形成原因考

三公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三公学说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代学者将秦代与汉初中央的三位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泛称为三公,但其时这所谓的三公不管地位还是权力都是不相等的,尤以丞相职权为重,直到绥和元年成帝采纳廷尉何武的建议设三公,并"正三公分职",三公制度才成为继丞相制度之后重要宰辅制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汉末年三公制度的形成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君权与相权间的矛盾、政治儒学化的泛滥以及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初论地方志经济部类的编修——基于财政志视角的考察

地方志的功能可以区分为基本功能和政策功能两个层面。其中存史功能是基本功能,资治和教化则属于政策功能。从历史上来看,财政志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稳定性。目前,财政志多由财政、税务部门主持编修,其中存在某些需要协调与整合的问题。从篇目结构上来看,财政志的编修与传统财政学框架结构基本雷同。针对这些问题。在地方志经济部类的编修中,对于首轮志书编修统合古今与详今略古、树碑立传与留存史料、人物入志等问题需加以辩证认识。在政策建议上,需要关注地方志经济部类存史真实性问题、注重与其他具有史料性质财经文献的区别、突出记录各地财政管理中的制度创新等方面。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秦汉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2011年8月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东汉史与秦汉时期的南阳、社会政治、社会法制、经济与地理、儒学与思想以及考古、简牍与文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此次会议既有历史地理的考证和文献阐释的学术问题,也有研究汉代货币经济、乡村政治与民族边防等重大历史问题,视域新颖,参与广泛,体现了当今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2013年9月15日至16日,“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推动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区尤其是合肥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合肥通史》的编纂提供学术支撑。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专家学者们围绕主题,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合肥县设立及秦汉合肥之都会地位或输会地位的形成问题;二是江淮地域历史背景中早期合肥地区历史兴衰问题;三是关于周瑜历史、思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次规模小、讨论集中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高层论坛。     

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臣,因其"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的义举而被世人称颂,其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民众对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可从典籍文献、口承故事与地域空间三个维度进行追溯,其记忆建构过程是在传说文本"历史发端""以史运事"与"因史生事"历史演绎的基础上,利用空间物化的记忆形态来进一步加深对传说的记忆。因传说记忆主客体存在的差异性,当代介子推传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个体传承和集体传承并存的沁源在地化传承模式与以景观叙事为主的介休景观化传承模式。传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多种元素相互制衡、促动而形成的,它的研究对传说的当代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