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徽州祠祭

正徽州祠祭,是流行于徽州境内各宗族祭祀祖先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分族祭和房祭,祭祀内容有春祭、中元、秋祭、冬祭,先祖诞辰、先祖忌日等,最普遍和最隆重的祠祭是春秋二祭和冬祭。徽州祠祭按照朱熹《家礼》的规定,整个祠祭活动过程组织完整,程序规范、仪式隆重,参祭人员必须整衣肃冠,由礼生读祭文,祭文写作有固定的格式。徽州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从主妇到厨娘——传统宗祠祭礼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变迁

宗祠祭礼是传统宗族深化血缘认同、维护生活秩序的重要仪式。从先秦《仪礼》的士人祭礼模式初创,到宋明宗族对《家礼》祭礼的继承、变革实践,女性在宗祠祭礼中的角色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主妇逐步被边缘化为专司祭品的厨娘。女性祭祀角色的历史变迁表明岁时祠祭的举行是对宗族生活中性别秩序与伦常关系的维护与强化。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关于徽州宗族制度的三个问题

有些学者对徽州宗族的祠堂神主递迁,祭祖种类,女祠建造目的和神主供奉所持观点,值得商榷,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证明：一、朱熹《家礼、》的祠堂规制,不论始祖抑或先祖的神主均“亲尽则迁”。明清时期宗祠神龛中,始祖及以下四世祖先神主,爵德兼隆神主、有功神情 主“百世不迁”,其他支丁（不论长辈或晚辈）的祖先均高、曾、祖、考四世设主,“五世则迁”。二、徽州宗族祭祖,从时令看主要有春祭、秋祭、冬祭,从祭祀场所讲有祠祭、墓祭和家祭,许多宗族民立的“会”是各种祭祀组织,不是“会祭”。三、徽州女祠是为男女生则异室,死应异寝而建,不是专为贞节妇女而设。除少数被剥夺入神情利者,一般妇女的神主均可以进入女祠。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祭礼篇

朱子《家礼》中的最后一部分为祭礼,内容包括四时祭、祭初祖、祭先祖、祭祢、忌日祭、墓祭等:"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据汪银辉在《朱子<家礼>在徽州的普及与影响》一文中称,"徽州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祭祀,加上徽商财力的支撑。因此,徽州对祭礼特别讲究,其规模之大,礼仪之盛,花费之多,在全国也是少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评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社会控制》）,该书系徽州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展了明清徽州乡村社会史研究新领域。     

《新安名族志》的版本及其史料价值

徽州是一个宗族结构传统严密且沿续相当长久的地方.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经这样描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     

宋代家祠研究

中国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祖先崇拜,诞生于周代宗庙,经历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到宋代发展成为家祠,即设置在住处房屋内或房屋旁的家庭祠堂。本文论述了宋代宗族群体的形成,朝廷对宗庙制度的讨论,士庶祭祖出现新形式家祠的特点,朱熹《家礼》对民间祠堂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主要设置在首都的唐代家庙不同,和明清时代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至明清宗族祠堂的过渡状态。宋代家祠处于中国祠堂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蔚然兴起,徽学研究领域日益得以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日前,捧读刘道胜所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该著即是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是一部首次系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     

朱熹文集本《仪礼释宫》非朱子作考实

南宋的《仪礼释宫》一文,是专门考释《仪礼》所涉宫室制度的权舆之作,在礼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文自宋以来一直被收入朱熹文集而随集流传。本文在《四库全书总目》辨析的基础上,从书目著录和观点离合两个方面对其作者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考定该文的作者确非朱子,而是与朱子同时期的礼学名家李如圭,朱熹文集实属误收,今文集整理本理应剔除。     

宋代以来徽州文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里的建构为中心

宋代以后,徽州文化由尚武转变为文雅,理学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歙县黄墩(篁墩)因为与二程和朱熹的特殊联系,受到徽州理学界的重视。明清时期,徽州先后两次掀起建构程朱阙里的高潮。在徽州理学界、士绅、宗族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权力最终认可了篁墩为程朱阙里。此一建构过程是徽州社会各界自觉选择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本质。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