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撤废

领事裁判权问题是近代以来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1927年1月,美国出于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通过谈判途径“尽快”解除美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因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无确定对象,加之中国政局动荡,致使美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立场有所动摇。1928年中美签订新关税条约后,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开始就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其间,美国采取拖延、推委战术,致使谈判久拖不决。‘‘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发生突变,中美长达三年之久的谈判因之被迫中断,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被搁置一边。     

张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贡献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他创办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中国博物馆事业之先河。他还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对历史纪念性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对寺庙古建筑的保护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作出过可贵的贡献。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的现实。让人们对革命的成果和意义感到困惑。然而纵观英、法、关、日诸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元一例外都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亦然。政治近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有一个起点、开端,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为时近40年,这较之荚、法、美、目政治近代化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为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和开端,没有辛玄革命,就没有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而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又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富尔访华初期,中法虽都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会谈陷入僵局。其后,中方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直接建交方案,最终在三项默契基础上同富尔达成了一致。中方把最终形成的默契以文本形式交给富尔,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总的看来,该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法国在其中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法台不再保持"外交"关系等义务。但谈话要点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孔子与19世纪初期的美国对华认知

19世纪初期乃美国国家初定、对华认知奠定基础之时。承担传播中国信息的各类报纸和大众出版物在中美交流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背景下,利用辗转而来的素材,从肯定基督教文明的立场出发,并以孔子为线索,建构出具有双重特性的中国观。一方面,孔子本人因为与基督一样宣扬道德理想,并表现出得到上帝启发的迹象,而备受赞赏。另一方面,孔子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家,其学说因此被打上异教烙印,奉孔子思想为圭臬的中国自然成为异教国家,与欧美文明不相吻合的各种弊病也就备受关注。褒扬孔子、贬低中国的对华认知模式就此固定,引导着美国人日后的对华接触。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feudal”

The Western terms feudal  and feudalism  have been widely and improperly translated as fengji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early Wester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scholars, including Yan Fu, did not originally make such a translation. Yan initially transliterated the term feudalism  as fute zhi in his early translations. It was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when Western classical evolutionism found its way into China, that feudalism  was reduced to an abstract concept,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model was generalized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Only then did Yan Fu first equate feudalism  with fengjian,  and China was believed to have experienced a feudal society  in the same sense as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using evidenti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feudalism was a historical produ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 and existed only in Europe, fengjian  is a system appropriate only in discussions of pre-Qin China, and China from the Qin to the Qing experienced instead a system of imperial autocracy. The medieval periods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evidence widely divergent social forms and hence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same label.     

中日早期招商局借款考

1877年前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交涉。为筹集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款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曾经向日本探询借款之事,日本也派人到上海与其谈判。双方虽然有过几次会谈,但在抵押品、利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此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然而这次短暂的谈判却非常特殊,它不仅是招商局的首次对外借款交涉,还是近代中国的首批实业借款交涉之一,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Tricky business: Swiss perceptions of informal imperialism in China in the 1920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that commercial interests played in Swiss perceptions of informal imperial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20s. Commercial interests we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wis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918 and Swiss rejections of Chinese demands to abolish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he 1920s. Swis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ere deeply rooted i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developed by informal imperialism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antiforeign agitation in the 1920s, the Swiss press criticized the unequal treaties as an example of imperialism in China but ignored Switzerland’s participation in it. This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media perceptions of Swiss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China wa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Switzerland’s dependence on privileges connected to the unequal treaties clashed with Swiss national mythology, which was based on neutrality and anti-imperial narratives. Moreover, the negligible importance attributed to Swiss trade with China and the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nationality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allowed the Swiss media to ignore Swiss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China. As a result, Swiss complicity in informal imperialism was downplayed by the Swiss press, which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Swiss commerce to Sino–Swiss relations.     

中国当代民办教育受过限制但并未中断--以陕西省民办教育的发展为例

当代中国的民办教育是否中断过,学界存在一些争议,如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民办教育在1956～1978年间被社会政治力量强制阻断了22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民办教育从1951年开始,被阻断约40年之久.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从国家相关政策和陕西民办教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上述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中国民办教育受过限制但并未中断.     

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

华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占领富庶的华中攫取以战养战的战略物资,控制中国经济枢纽,摧毁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排斥其他国家在华中的资本势力,便成为日本侵略华中的经济根源。日本侵略华中之初,在速战速决战略指导思想下,对华中地区大肆掠夺的同时进行疯狂地破坏和摧残;战争持久化以后,日本加紧对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试图把华中经络成为他们以战养战的经济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伪对我华北移民出关采取了限制的措施,这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近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与消费差异研究

本文首先计算了近代中国农村收入的宏观基尼系数;之后通过作为农村最高收入阶层的城居地主和最低收入阶层的雇农,具体分析近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变动趋势;最后通过恩格尔系数比较了近代农家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差异,以印证对农村收入差距状况的估计。三种方法的结论均表明,近代中国农村各阶层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高到悬殊的程度,也没有出现恶化的趋势,农村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也不很大。     

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围棋东渐与中日文化互动

围棋产生于中国,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16世纪前,日本围棋主要受中国的影响,之后日本逐渐把围棋发扬光大,使其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围棋的转变,它反过来又影响,促进了围棋在其故土的转型。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与接受,反雏,形成一种文化互动,乃是围棋交流也包括整个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渗透着东方智慧的光芒。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中国的古代神话就是中国这个早熟的儿童,通过神话的方式,对中国历代著名人物的思考与评价。中国古代的神话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尚德、尚功与尚智,着眼于著名人物对时代与民众的贡献,中国的古代神话与中国祭祀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因而中国的古代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之林中,是独具特色的神话之一。     

建国前夕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及其原因

新中国建立前夕,鉴于英美在华的利益侧重点、外交传统以及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历史关系存在不同,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最终在诸如是否撤出中国、是否对新中国实施贸易管制以及是否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等系列问题上立场迥异,争执激烈,并最终各行其是。根本而言,这是英美经通盘考虑后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政策抉择,同时也是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在对华政策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布什当政的四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四年,这一调整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调整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过程前起后伏;二是目标为演变和遏制中国;三是出发点着眼于长期性和全面性;四是政策的矛盾性;五是突出了人权政策;六是表现出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六·四”风波,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战略利益的转变,才是布什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