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

加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民鲜盖藏,社会个体脆弱的御灾甲壳被彻底摧毁,官方独自承担了解决粮荒这一生死攸关的社会问题的责任。然而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劣、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其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剐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落得个官、绅、民三输的局面,给本已满目疮痰的湖南经济雪上加霜。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南阳教案与近代首座教会圩寨的出现

南阳教案在清咸同年间大量的“还堂”“置产”案中颇具典型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而又无人问津的课题。该案交涉从1861年迄1895年底,迁延近35年才结,其间,为反对天主教入城立堂设教,南阳绅民与外国传教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情节复杂,波折迭起。最后,清政府同意官方出资由南阳靳岗天主教总堂筑圩修寨结案,从而为近代外国教会势力在内地割据自卫,建立“国中之国”的宗教殖民堡垒开了先例。本文根据     

龙启瑞状告广西地方官员考

咸丰三年,因丁忧归里的状元龙启瑞曾向皇上递状控告广西巡抚等地方官员。从中可见当时广西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举办团练问题上“官”与“绅”的矛盾。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近代绅商的历史作用及其思考

绅商在晚清一经形成,便利用它独特的‘绅’与‘商’双重身份,充当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被越来越多的近代有识之士所意识,张謇的“绅为官商之桥”就是对此命题的真实认可。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根除改革开放形式下我国的官商腐败大有借鉴意义。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鸦片战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新论

章将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工业明有如疾风暴雨般摧毁世界各地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认为反进城斗争是中国官绅民对已被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冲开之沉重国门一次重新关闭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现在与近代开国思想冲撞转变进程中的惰性延续；是对国与国交往中的国际双(多)边条约制度的极度陌生与本能抵制；章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纵观孔祥熙七、拥护辛亥革命

《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朝的卖国腐败和帝国烈强对中国进一步的控制、掠夺,大大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一场场抗税运动此起彼伏,这种反抗怒火很快便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城乡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彼此呼应,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     

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

张之洞死后,湖南、湖北掀起了拒债废约运动。载沣不察两省绅民根本无力自办的实情,错误地支持了两省的拒债废约运动,对两省拒债废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邮传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下,邮传部批准成立湖北铁路公司,搁置了四国借款谈判。日俄第二次协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边疆危机大大加深,修筑铁路成为加强边防政治要图,而铁路商办进展缓慢且弊端重重,四国借款又签字在即,为摆脱困境,载沣仓促推出了干路国有政策。在还股问题上,载沣没有采纳张謇"宽恤民隐"的主张,支持了载泽、盛宣怀以逼迫四省绅民附股的还股方案,对四川绅民的正当诉求置之不理,一味压制,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局势的最终失控。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民国士绅变迁与县志编修探析——兼谈志书官修

官与绅合作修志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我国志书编修的一个突出特点，还是我国志书官修的基本样态。民国时期，士绅阶层变迁与分化加剧，并逐步走向衰落，这对县志编修产生了深刻影响：修志倡议形式由双轨向单轨转变，编修组织形式由官绅合作以绅为主向官绅合作以官为主转变，修志体例与内容由袭旧到创新。官与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士绅本身变迁与分化，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县志编修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掌控上。民国士绅变迁不但影响着县志的编修轨迹，还影响着县志的样貌与特点，演绎着县级方志文化的历史。     

官治与自治之问：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内容提要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試論明代矿工运动的反抗斗爭

(一) 明太祖朱元璋由于要对农民和手工業者实行讓步的政策,对政府经营矿業便采取了消極的方針,听任人民自由开采冶煉,抽牧輕微的矿課,不主張政府随意开采冶炼,申斥请开矿冶煉的官員,認为“采矿病民,岁課成額,征銀不已”,“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1)除非軍事上的急需,决不随便采矿冶煉。     

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

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抗英斗争的胜利在近代史上明确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可征服的显著特点。但今天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文人留下的诗文和稍后的绅券发布的揭帖公启中窥测其梗概。1841年6月6日以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倡建团练社学,士绅们便喧宾夺主地争邀战功。史学家们可能被“间距化”的文字史料所迷惑,轻率地作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例如,苏乾编著的《三元里平英团旧址》一书便说：“三元里抗英战斗的消息传到各乡,各乡的社学、书院立即响应,士绅、团民、义勇迅速‘柬传’四方。爱国士绅恩洲社学、升平社学首事梁廷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