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

有辽一代,佛教极其盛行。早在天复二年(902),阿保机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西)并建起辽地第一座寺庙开教寺,927年安置渤海僧人于天雄寺;936年耶律德光改幽州为燕京,佛教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弛入侍汤     

寺庙权力中心的转移与佛教方志的文本建构——以清代《黄梅老寺中山志》为中心

《黄梅老寺中山志》是一部以记载明清黄梅老祖寺及周边佛教活动为中心的佛教方志。通过对该志的梳理可见:在明末清初,士绅山主通过捐修寺院,延僧弘法,成为当地佛教事务的权力中心;清初随着几位著名僧侣先后住持老祖寺,僧团的力量迅速崛起,山主的权威隐而不显;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后,寺僧再次依附于捐资修庙的士绅大族。同时该志本身的编纂和增补过程也反映了寺僧对自身地位和权力网络所进行的建构,以及此过程中寺庙权力中心的两度转移。     

游仙寺石碑中的高平李家

山西高平游仙寺内的"大朝甲辰年"石碑,记载了金代名臣李晏的孙辈向该寺捐施宗族墓田之事,表明游仙寺曾是李氏一族的坟寺。根据现场调查、搜考相关史籍,可初步梳理李氏家族概况、金元时期游仙寺与李氏之关系以及清代游仙寺周边李氏古迹分布等相关问题。该石碑不仅是研究该寺寺史、营建历程之史料,而且为探究金元时期北方宗族变迁、宗族与佛寺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线索。     

崇庆皇太后画像的新发现——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故6541"号文物,原定名"清人画颙琰万寿图",本文通过图像对比,结合乾隆朝历史档案,论证该图实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作者为姚文瀚。此文物的重新定名和图像分析,弥补了崇庆皇太后八旬庆典图的缺失,增强了崇庆皇太后庆寿图的完整性。     

富县宝室寺铜钟

延安地区富县宝室寺铜钟,铸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铜钟重三千斤(现为180公斤)。(图一)该寺1956年8月6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铜钟原为宝室寺梵钟,后移悬宝大楼作报警用。钟通高1.55、钮高15.6、腰围4.20、口径1.5米。大钟的肩部镂饰象征佛教清净界的展瓣莲花。由几何纹和葵纹组成的宽带条纹把钟体分为三部分。由上至下,上部每面铸一飞天形象,计三个飞天,飞天有手托钵,飘然腾空。迎风飞舞的飘带,刻划细腻的衣褶,使人们的思绪瞬时走进那飘渺虚幻的佛国天堂,而飞天那丰     

汉口古德寺:融合东西的佛寺

汉口古德寺始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辛亥革命首义战事中,僧众救死扶伤,寺院也随着共和体制的确立而壮大,成为民国时期武汉最大的寺院和当时的"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古德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破旧求新的时代特点,是典型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哥特式建筑要素配合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格式,再加上东方的建筑与宗教符号,和谐、优雅、静穆、庄重,极好地体现了古德寺这座崛起于中国社会转型之际、风云于中西文化碰撞之时的佛教寺院特点。     

浅谈石窟寺在甘肃的传播

石窟寺,梵语称"僧伽蓝",是在洞窟之中陈示佛教雕刻、塑像或壁画,以此宣传和弘扬佛法的一种佛教寺院建筑。公元3世纪,佛教在西域落户,随着佛教的东传,我国最早的石窟寺也在西域诞生。最初的石窟寺现存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名为克孜尔石窟。继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极一时,石窟开凿也在这一时期经西域传到甘肃。     

杭州玉皇山天龙寺佛教摩崖造像

杭州是十世纪以后中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之一,保存着内容丰富的佛教石窟与摩崖造像。天龙寺摩崖造像即为其中之一,原属吴越王钱假出资建于北宋乾德三年的天龙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存天龙寺遗址中有三龛造像,其中第1、2龛造像应雕于乾德三年前后,且有统一规划。第1龛的主尊为未来的弥勒佛,包含唐代遗风。同龛内的胁侍菩萨与天王像则具有鲜明的吴越国地方特征。第2龛内佛像表现阿弥陀佛,反映了吴越国对西方极乐世界及其教主的崇拜。二龛结合,反映了吴越国佛教信徒对来世所寄予的期望。天龙寺第3龛造像表现水月观音,是中国佛教僧俗创作的一种观音形象,年代约在至正三年重建天龙寺完工前后。     

庆阳北石窟

庆阳北石窟寺宋文玉北石窟寺是陇东高原早期最大的一座佛教石窟寺院,位于甘肃东部西峰市西南２５公里的覆钟山下,蒲、茹二河交汇之东岸。地理座标为北纬３５°３６′３５″,东经１０７°３２′００″,海拔１０８３米。覆钟山,俗称“寺山峁”,其形突兀浑圆,颇似覆钟...     

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

<正>定隆兴寺内的《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是一通重要的佛教碑刻,记录了蒙古汗国时期那摩国师的行状,是研究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称为"大朝"的蒙古汗国,以及极受礼遇和尊信的那摩国师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佛教史研究和正定隆兴寺的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陕北圣地石宫寺

在一个凉爽的初夏清晨,我独自一人,背上背包,坐上通往乡村的公车,从瓦窑堡沿着美丽的秀延河一路向西,一座拔地而起、突兀孤立、宛若巨钟倒扣的山峰横亘在眼前,这就是名闻陕北的钟山。钟山是陕北佛教圣地石宫寺的所在地。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佛教圣地竹林寺

沿泰山西游览公路北去,开车不足十分钟,行至路边为郁郁葱葱、清香宜人的竹林,到了泰山名刹--竹林寺。 竹林寺创建年代甚早,现已无法考证,在历史上曾是一处有很大影响的北方佛教重镇,是禅宗之临济宗在山东的十方丛林。在唐时就已颇有名气。隋唐时期,特别是唐太宗"贞观之治"以后,佛教在中国进入了鼎盛时代,泰山亦是梵音四起,相继创建了藏佛寺、法华寺、竹林寺等20余处寺院。到了元代元贞初年(1295-1297年),固陵僧法海对竹林寺进行了重修扩建,使之盛况超过其他寺院而达空前:"东振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距大河,莫不闻风趋赴,其送施者朝暮     

天津蓟县盘山天成寺“大朝丁酉”悉昙梵字经幢

正天津蓟县位于燕山南麓,历代文物遗存丰富,辽代佛教史迹尤多~([1])。天成寺位于县城西北的盘山,旧名福庆寺~([2]),宿传为唐建,现有辽末重修的"古佛舍利塔"~([3])坐落在山谷间大平台的西北角,紧邻崖壁。塔旁有数座石刻碑幢~([4]),其中有一座刻有悉昙梵字~([5])的"大朝丁酉"经幢~([6]),现位于塔方形台基的西南角(图一)~([7])。经幢仅存幢身,且顶部有损,现置于另一     

正定崇因寺铜钟小考

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之东耳阁御书廊下悬置一明代铜钟,原为崇因寺毗卢殿的铜钟,通高146厘米,系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御马监太监何朝造。此钟铸造精美,声音洪亮悠扬,所铸铭文不仅记录了明代太监崇佛的历史现象,还留下了明皇室成员清佛的历史信息。     

三川张家寺遗址

土族人信仰佛教,因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土族地区历史上建起了很多有名的寺庙,至今存留的有朱家寺、文家寺、梧释沟寺、王家寺、赵木川寺、华尖寺、卧佛寺,附近还有藏东名寺卡的卡哇寺.这些寺院大都建于明清时期,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三川地区众多寺院中,还有一座寺,鲜为人知,这就是"张家寺",当地人称之"张家孜格尔" (孜格尔,土语即寺院之意).     

梁武帝离朝当和尚

梁武帝萧衍,曾为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南齐内乱,起兵夺得王位。他设谱局、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提倡佛学和儒学。他工于诗词和书法,善于韵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他手不释卷,下笔成章,辞采华丽,婉转含蓄,富有神韵,在文学艺术上颇有成就,当朝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书法集现已佚传,明朝时有《梁武帝御制集》流传。 由于梁武帝过分迷恋宫廷糜烂的文艺生活,朝政松弛。晚年又迷信佛教,定佛教为国教,大建寺院,不理朝政。他在建康(今南京)兴修了同泰寺、光宅寺、大敬爱寺、智度寺、长干寺等大小寺院。他本人生…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

佛教及佛教石窟寺是古代印度与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能反映东西交流的文化及文化遗存。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自公元2～3世纪也开始了佛教艺术的创作。但在较长的时期内（1～4世纪）,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一直受印度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四川及南方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到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     

五台佛光村古竹林寺出土唐代白石佛教造像

2002月5月,山西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村民反映在石竹林寺旧址上发现佛教造像,忻州市物管理处得悉消息后赶赴现场,清理发掘出佛教遗物4件,分别为两尊胁侍菩萨、一尊弟子及一个佛座,质地俱为汉白玉。现介绍如下。     

8～11世纪西藏寺院建筑中来自印度佛教之因素——以桑耶寺与托林寺为例

西藏桑耶寺、托林寺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其中桑耶寺设计理念主要依据佛教《阿毗达磨俱舍论》,深受印度佛教影响,也是吐蕃时期西藏密宗信仰的直接反映.而托林寺最早建造之迦萨殿则是仿照桑耶寺修建,同样受到印度佛教影响.两寺在清代还被故宫、承德外八庙部分寺院建筑所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