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关于甘肃漳县打造汪氏文化的思考简

汪氏文化是漳县独有、突出的文化品牌,在宣传、发展漳县旅游,推动县域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漳县应依托汪氏文化资源优势,争取建成全国唯一的元代王侯文化保护和展示区。     

甘肃漳县汪氏家族墓出土元代釉里红高足杯考析

巩昌汪氏家族是跨越金、元、明三代的显赫家族,影响巨大。1972年,汪氏家族墓葬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一件元代釉里红高足杯,色彩艳丽,造型独特,精美绝伦,堪称元代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之作。     

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巩昌汪氏家族是跨金、元、明三代的显赫家族,传世最久,影响巨大。1972年,汪氏家族墓葬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南宋官窑粉青釉葵口长颈多棱瓶尤为珍贵,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汪氏族源也具有重要价值。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金朝涿州时氏家族婚姻与政治

涿州时氏家族兴起于辽朝末期,随后该家族的代表时立爱降金,并以军功奠定了该家族在金朝的地位,使该家族成为金朝汉族世家大族之一。但随着该家族联姻对象地位的降低或家族成员的除名,以及家族成员仕宦的不显,该家族随之走向了衰败。     

漳县汪世显家族墓的研究价值

本文对１９７２年在甘肃漳县出土的汪氏家族墓葬的文 物作了简要梳理,并对其族属问题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突出了其研究 价值。     

清代额亦都家族军功考

额亦都家族作为清代重要的军功世家,为清政权的建立、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利用多部家谱等资料,对额亦都家族的世系、重要人物、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考证,展现该家族在清代前中期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人们大多以明初屯军后裔自居,始于徽州、随后移入贵州的正月十八抬汪公的古风犹存,对汪公的信仰远远超过了祖先崇拜的范畴,汪公成为屯堡的保护神。本文在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文化在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不仅参与了移民社会的建构,而且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延续至今。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族属之浅见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地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元代墓葬群,现在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葬之多,墓室结构之特殊,及出土的元代文物之多,国内实属鲜有。从元代汪世显开始的“三王十国公”及众多的达官显贵均葬于此,原有墓葬120余座。葬有200余人（含合葬墓和明代初期重要汪氏成员的墓葬）。     

汉晋敦煌大族略论

汉晋时期是敦煌大族形成并发展到鼎盛的阶段,对此一时期的敦煌地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到汉末魏晋时期涌现出许多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西汉后期,一些中原汉族家族如索、曹、张、汜、令狐等氏,由于犯罪、避祸或拓边、征战等原因,西徙敦煌并定居于此。东汉前期,他们通过立功西域等途径,出任官职,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东汉后期,他们从武力军功转而崇尚儒学文化,以经学传家,并以通经致仕,为官作宦,进而使其家族发展成为儒家世族。到魏及西晋,这些家族的人物精通经纬,驰名海内,其学术文化领先于全国水平。而宋、阴二氏大约也在此时通过武力崛起,侪身于敦煌大族之列。     

明代岩镇汪氏宗族与地方社会互动论略

明代徽州岩镇汪氏科甲蝉联,仕宦如林,商业发达,贾才辈出。汪氏宗族凭借科甲入仕所得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商贾所得的财力资源,积极投身地方社会建设。汪氏宗族除了积极参与除道梁溠、修塔建祠、济饥赈贫等地方公益事业外,还通过会社等地方组织参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治理,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彰显名门望族的身份。     

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

巴克什是满族历史上第一个文人群体 ,在太祖、太宗时期 ,他们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是满族文化的先驱 ,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 ,他们身兼军事 ,建树军功 ,在关外时期的后金 (清 )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巴克什自身文化水平有限 ,加之后金 (清 )政权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儒臣加入 ,在清入关前后 ,巴克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直至消亡。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北齐窦兴洛墓志与代北窦氏

活跃在东魏、北齐的窦氏,虽然自称扶风郡望,但实际上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改汉姓政策时鲜卑纥豆陵氏所改的代北窦氏.东魏北齐的代北窦氏依靠军功起家,与皇室联姻,在文化上没有建树,形成了特殊的门风.新出的北齐窦兴洛墓志记载了其祖、父及其本人的仕宦经历,为了解窦氏家族的历史增加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魏晋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

本文详尽搜罗魏晋南朝时期江东大姓顾氏的家族世系源流、成员行状及其宦海沉浮,说明了由于历史机遇、地域关系的特殊性,江东顾氏在家族的发展历程及其内部结构方面与北方土族相比有其独特的家族特征：顾氏家族人口众多,支庶繁盛;崛起于东吴、奋争于两晋的发展历程;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文化心理上的封闭性、排他性及复杂性。     

因为爱,所以批判——解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文化的自我批判

《四世同堂》,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因此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如果说鲁迅从思想的角度,茅盾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乃     

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

沂水刘南宅族谱里收录了较多家族神话,作为族群记忆延续至今,对刘氏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深远。这些家族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流传,与刘氏先祖的早期历史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它既是对易代之际家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局的应对之举,也是时代宗教文化现象和士人生活、文化惯习的直接反映。通过家族神话,刘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易代之际"移民""贰臣""父子殊途"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困局,树立了刘应宾及其支脉在家族内外的政治权威,在其家族对当地进行文化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

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家族,由于史料的缺少,向来无人研究。本依据近年来台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中的11份东北籍进士会试履历表中的资料,将9个进士家族分为世代官宦、军功、力田三种类型。透过不同类型进士家族的发迹史和珍贵的史实证明。经济基础是东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先决条件,化传统是考取进士的重要因素。并且论证了进士家族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化建设、公益事业和中央对地方政策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