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内知名的两位贵州籍治水专家——韩(钅荣)和陈法

大凡历史上治水有功的人,都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景仰。比方说,大禹治水的故事,时代虽然邈远,但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李冰父子治蜀,为民兴利除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川西平原受益匪浅,成为千古美谈。诗人白居易、苏东坡在西湖修筑堤坝,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勋,取名“白堤”、“苏堤”,留下许多佳话。贵州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治水人物,如任永定河道而卓有政声的李朝仪;又如在山东治理黄河、在四川重修都江堰的丁宝桢。这里,我还想介绍两位贵州籍的治水专家,一位是毕节的韩(钅荣),另一位是平坝的陈法,他们的事迹在《清史稿》中有传,但因政绩均在外省,省内反而鲜为人知。     

康熙朝宦官新探

由于史料失载,清前期多数太监的事迹至今淹没无闻。本文利用新史料和满、汉文档案史籍,对清朝首任敬事房总管太监顾问行、哈哈珠子太监梁九功、哈哈珠子太监魏珠等人的身世经历予以发掘析述,揭示了宦官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同时又作为清帝指令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在清朝宫廷政治中发挥的作用。     

河南商丘市发现明武略将军墓

1999年在商丘市睢阳区王坟乡夏营村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出土青石质墓志铭一盒,另有金头簪、金戒指等文物。志石记载了明武略将军千户马锐的籍贯、事迹及生卒年月。明代墓葬在商丘发现不多,该墓的发现对研究豫东地区明代卫所制度及丧葬制度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

中国宦官制度的研究,历来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于专及综述章、阉割研究、秦汉至南北朝、唐宋及明清五个方面对有关中国宦官制度及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明朝宦官制度及当今时代启示

宦官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物,宦官制度的存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朝是宦官干政最长的时期,对明朝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反思明朝宦官专政,时至今日,对当今时代仍有着巨大的启示。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北大核心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发展到宋代,日益完备和成熟,行政运作开始呈现出日趋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条制悉备,文法繁密,因而出现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举天下一听于法”的现象。而这一切制度建设中,都始终贯穿着一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晚唐五代祸乱的重演,以期维持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宦官制度做为宋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赵宋王朝的这一立国精神。过去人们因为宋代无宦官之祸,对宋代宦官问题很少研究,对宋代何以无宦官之祸,更是多半从其他方面去泛泛解释,而很少从…     

新出唐《吕秀实墓志》疏证——兼及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补论

本文根据吕秀实墓志内容,结合相关文献,对吕秀实这位中下级宦官监军的具体生平进行了考证,并藉以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     

唐河东监军使刘中礼墓志考释

本文根据2002年7月在西安东郊史家湾出土的唐墓进行了研究,认为墓主是唐河东监军使、左监门卫将军刘中礼,是晚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沛国公刘弘规创建的宦官世家的重要成员.墓志中记载的刘中礼一生的事迹,反映了晚唐宦官专权的重要史实,同时,内容还涉及庞勋起兵的历史,提供了唐朝北通黠戛斯、西降嗢等重要史料.     

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

与唐代相比,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的贡举取士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制度趋于完备。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儒学复兴思潮高涨,贡举制度受到影响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值得予以充分重视。一北宋前期,贡举取士制度较之前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取士名额增多。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开始,取士骤增。真宗咸平三年(1000),取士竟达1800余人,其中进士一科就有530多名。此后宋代取士数量一直保     

扎努事功考论——从《敕封贾弩碑》谈起

扎努,乌苏氏,满洲正蓝旗,家族中不乏清史勋耆人物。其生卒年文献无载,天命初年率部来归,被委以重任,担都堂衙门要职,负监察之责。从征东海女真,树有功勋。"丁卯之役",携书出使朝鲜。守卫盖州,驻防东京,为政有颂声。扎努是明清鼎革之际文武兼备之人物,其自身事迹折射了后金(清)崛起的历程。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评介

<正>齐畅著《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以墓志碑刻等出土史料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对以往传统史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宦官这一群体进行重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首先,研究方法上,该书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演变的方式,选取明代宦官制度发展关键时期的代表性宦官即永乐宣德时期的刘通、刘顺兄弟,成化弘治时期的钱能,正德时期的高凤,嘉靖时期的麦福,万历时期的陈矩,以五名宦官及其家族研究为中心,在缜密细致的考证基础上,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唐代宦官研究二题——以《唐姜子荣墓志》为中心

新发现的《唐姜子荣墓志》系一位获谴流贬泰陵的左神策军宦官墓志。此前,唐代宦官获谴配陵的深浅轻重,未见明载,配陵之外还有哪些惩罚性管理措施,也不得而知。经过系统比较才发现,宦官配陵经常是数罚并用,但配陵之罚为主刑,介于徒刑和流刑之间,为管理宦官较为独特的处罚手段。但在宦官政治时期,对于宦官主政掌军肆意妄为的局面,并未发挥出具有震慑力的作用,相反以宦者任使成了神策军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虚拟长城展：50件长城文物

1570年前后是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明长城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蓟镇总兵官戚继光的指挥下,烽火敌楼以崭新的思路设计使长城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林赛用一张城工碑拓片和戚继光的军刀讲述这一时期长城修筑和这位功勋卓著将领的故事。     

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

枢密使一职始于唐代,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但是,唐代的枢密使制度有别于其它各朝,担任枢密使职务的是宦官而不是士人。中唐以来,随着宦官专权局面的日益严重,枢密使作为内廷机要职务,传宣诏令,擅作威福,窃取政治实权,是加剧中晚唐宦官之祸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在中晚唐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吴洪辩生平事迹述评

学界迄今无专文对敦煌高僧吴洪辩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讨。本文充分运用敦煌文献、石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对吴洪辩的家世渊源及其主要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为他是晚唐时期河西地区一位政客化的佛教领袖,为河西佛教尤其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对吴洪辩生平事迹的述评,弥补了历代僧传对洪辩事迹缺载之不足。     

新见唐代宦官《杜英琦墓志》疏证

唐代宦官杜英琦因参与宪宗朝迎奉佛骨而史上有载,墓志问世,又勾勒出志主参与平定吴元济、李师道等更多史事。墓志在补史之余,又佐证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通过研读墓志及相关史料,再次领会了"二重论证法"在史学界的圭臬地位。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苗书梅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宗室、外戚和宦官是集于专制君主周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源于皇权,又能对皇权产生较大的影响,由宗室内乱、外戚擅权、宦官专政而引起王朝衰微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继唐末五代割据混战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