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国兽簋铭文及相关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入藏的兽簋为应国器物,可能是从平顶山应国墓地流出。兽簋铭文中的"应侯"是指应侯见工,"兽"是应国公族成员,后者曾服事应侯爯和应侯见工两代应侯。在应侯见工统治时期,兽负责管理应国的走马和驭人,其职司与《周礼》校人相似。兽簋铭文中的走马、驭人属于诸侯国职官性质,填补了应国官制乃至西周诸侯国官制史料的不足。     

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

最近面世的应侯见工铜簋,其铭文记载了属于"淮南夷"的毛、衰等氏族,侵犯周王朝南部边境并被周王朝打败的事情.铜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之末的孝王、夷王时期.铜簋的器身与器盖铭文各不相同,可能是同一批盗自应国墓地的随葬器物.应侯见工簋的发现,更证明应国是周王朝南方不可或缺的屏障,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艰巨任务.     

平顶山市西高皇鱼塘捞出的一批应国铜器

2000年9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一鱼塘内打捞出一批青铜器,共有5种12件,即鼎5件、盨4件、盘1件、匜1件、车辖1件。其中1件铜鼎和2件铜上铸有铭文,应为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工墓被盗之物。     

柞伯鼎铭文补释及其年代再考

柞伯鼎铭文中的“共”当读为“供”,意为以下奉上、供其职事,引申为辅佐、有所奉献。“用昏无殳”的“殳”当为动词,即“以杸殊人”,是说昏国在南方以殳这种兵器为害一方,即蛮横用兵、侵扰边境,“无殳”一词和多友鼎中的“放（方）兴”、应侯视工鼎中的“非良”意思近同,近出铜器兒方彝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广伐南国”的主语是“昏”,并不指周公南征。铭文中的“蔡侯”当为传世文献中的“蔡武侯”,这为确定器物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分析柞伯鼎的器型纹饰、字体、人物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较为合适。通过对相关铭文体例和文献的分析,并不能排除周公南征的可能,铭文内容仍隐约透露周公曾南征的事迹。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五郡西村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西5公里的城关镇,2006年11月,当地村民在村北台地修渠时,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鼎、簋、尊、甬钟、斗、矛、马器、玉饰等器物27件(组)。出土器物中5件青铜器有铭史,其中2件大口尊铭文一致,可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文连在一起,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西周厉王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仆庸土田多刺"官司,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金文资料。     

金文王姊、王姑考

西周金文中作修饰语之“王”字,有“大”“首”诸义,冠于亲称之前,一般表示年长。如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出土“芮伯作王姊”组器,铭文中的“王姊”即大姊,其身份当为芮伯之长姊。见诸伯庶父簋、应侯见工簋盖铭之“王姑”,则指大姑,也就是父亲的长姊。同理,西周金文中的“王父”“王母”之王,亦多指年长,而非辈分提升。此类亲称系统,显然有别于《尔雅·释亲》等东周文献之记载,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运用,应审慎处理。金文亲称“王某”内涵的准确把握,于推进西周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等问题之研究,以及相关史实的复原,当有助益。     

应侯视工簋盖铭“(傅)氒众(魯)”考

应侯视工簋盖铭"?氒众"和师?簋铭"博氒众叚"比较费解,学界颇多争议。据新出曾侯与编钟铭文"恃有众庶",本文认为"?"与"博"均当读作"怙",训为"恃"。"■"与"叚"当读作"庶"。"?氒众■"、"博氒众叚"、"恃有众庶"与典籍习见之"负其众庶"可相互参证。     

几件罕见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青铜器在中国青铜器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既继承了前人的铸造工艺,又有所创新的重要时期。西周初青铜器大部分沿袭商代造型、纹样风格,西周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出现了许多新器型,不仅以铸造造型引人注目,更以期长篇铭文著称,如大型圆鼎,方座簋、盨、簠、匜等。就纹样变化看西周早期以兽面纹极为流行,往往扩口怒目,巨睛凝视,双角及     

伯■(歼)父簋铭文试释

伯歼父簋铭文记载伯歼父跟随西周某王从成周出发南征,有所俘获,因作宝簋祭祀文祖考事。伯歼父簋的制作时代,说者或以为属于西周厉王时期。本文结合宗周钟等铭文研究认为应该属于西周昭王时。     

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

西周铜器铭文中常见到"南淮夷"之称.迄今所知记载南淮夷活动的铜铭,有翏生盨、鄂侯驭方鼎、敔簋、禹鼎、兮甲盘、驹父盨诸篇,均在五十字以上,内容丰富.这些铜铭的年代均属西周晚期.由于这些铜铭记述了当时周王朝经营南淮夷的过程,同时涉及到鄂国,所以对上述铜铭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这一段历史面貌,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一、南淮夷集团的形成     

“尹光方鼎”与“听簋”的补释与定名问题

"尹光方鼎"(旧称"逦方鼎""乙亥父丁鼎")与"听簋"(又名"逦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较大争议,"逦""唯各""■""享京"等字词的断句与解释是整篇铭文释读与确认器主的关键所在。"逦"是动词,佐匹、襄助之意。""读为庭或廷。"各"与"享京"分别是两器的受赐对象与铸器者,故应定名为"各方鼎"(或"各鼎")与"享京簋"。     

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

20 0 3年 1月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出土器物 2 7件 ,均有铭文 ,绝大多数属宣王时期 ,其中宣王四十三年 (佐 )鼎铭文可与北宋时发现的牧簋铭文对读。牧簋器主任司士 ,受王命检察朝臣枉法的行为。四十三年佐鼎记宣王命佐“官司历人” ,参照《尚书·梓材》 ,职能也是对朝臣的监督检察 ,应即司士一系官职。这对研究当时法制有重要价值。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 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从历法的角度看逑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速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速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

眉县出土的27件窖藏有铭铜器中,逨盘、逨鼎尤为重要。逨盘铭文清楚地指出,逨的父亲供奉厉王,而逨受时王册封,任职虞林。逨鼎铭文记述逨任职虞林,因治理林泽及伐戎有功而被擢升。可知先盘后鼎之顺序。学者结合器形纹饰确认逨盘、逨鼎是宣王器。两组纪时逨鼎铭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或”这个人名,此史官见于寰盘。可知寰盘与逨盘、逨鼎都属宣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西周晚期推步历法的基本情况及月相纪日的用法和作用,考察了《史记》的宣王纪年和厉王、宣王的纪年铜器。     

对师克盨蓋和■鼎铭文鉴别的商榷

1960年文物第3期载有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写的"楚公?戈辨伪"一文,末段提到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所载西周师克盨盖和同刊1958年第2期所载商末(或周初)?鼎两器,并指出盨盖的铭文是拚凑而成的,鼎是西周中叶的形式,加上了商末周初的篆文云云.两位先生的这些意见,我们还有不同的看法,特叙述如下:根据我们对师克盨盖的了解,它是熊步龙的遗物,熊步龙在同治光绪间曾任陵西味经书院山长,因此盨盖最迟也是光绪初年出土的.盨盖上的夔纹,铸的异常生动,盖内的全部铭文也是铸的,字纹笔划圆润遒劲,不似伪作.同时铭文叙事的句法,和录伯?、善鼎、?壶、蔡?、师?、毛公鼎、?伯?、师?等多有相同之处,是这一时期铜     

铜盨的渊源及演变

本文在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铜盨的原型与功能、形制的演变轨迹,以及铜盨的得名与礼仪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铜盨主要是由西周早期的小型圆角方鼎衍生而来,同时吸收了铜簋的许多因素而成。铜盨滥觞于西周早期,诞生于中期前段,定型于西周晚期晚段;春秋早期铜盨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春秋中期铜盨遂被历史淘汰。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