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订正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史家多认为只有5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署理)。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有同盟会籍的阁员还有内务总长赵秉钧。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专擅,于1912年6月15日潜走天津,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为袁世凯心腹,当然不会辞职。《盛京时报》7月5日载“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     

“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

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实际上,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构陷"孙黄宋"、低价购买公债、刺杀宋教仁等多个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袁世凯主导了前三个环节,但与后两个环节无关。不仅原始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政情也表明袁世凯无刺宋必要。赵秉钧卷入了前三个环节,但同样与后两个环节无关。洪述祖和赵秉钧关系并不融洽,但和袁世凯有特殊关系,他与所有环节都有重要关系,刺杀宋教仁更是其擅自唆使应夔丞所为。案发后,袁世凯之所以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又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并非因为他是刺宋主谋,而是因为他要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开,从而给本已受到冲击的正式大总统竞选造成更大影响。     

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

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及后来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就事实来看,赵秉钧绝非宋案主谋。其致洪述祖、应夔丞函完全不针对国民党,其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无对付国民党目的。他曾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又中途退出,并将“应密”电本交给了洪述祖。洪、应后来策划杀宋,赵并不知情。说他为“长保”权位而杀宋则是个伪命题,因宋教仁被刺,适逢临时政府期限将届,不论有无刺案发生,赵秉钧都将卸任;而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对赵秉钧而言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机会。宋被刺后,赵欲辞职自证清白,因受袁与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以及一些舆论反对而未果;赵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背后也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但袁所为也并非因为他是杀宋主谋,而是为了防止宋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进一步冲击。故可以说,赵其实是以牺牲自己的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的利益。袁没有理由将赵毒杀,事实上,根据医学检验报告,赵也是病死而非被毒杀。百年宋案谜团不能解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被严重扭曲、误解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还原。     

民国史上著名的祭文

宋教仁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后,为第一届内阁即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由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宋与唐绍仪等愤而辞职。1912年8月,宋教仁协助孙中山,黄兴组建国民党,代理干事长,为实际负责人。在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奔走呼号,到处宣扬责任内阁制主张,争取议会斗争,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命其爪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收买凶手将宋教仁刺杀。“宋案”惊醒了沉醉于实业迷梦中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从而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战争。     

黎段之争内幕

清末,北京官场有所谓四凶者,即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汪荣宝也。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又有人指赵秉钧、梁士诒、陈宦、段芝贵等,为袁世凯政府的四凶。此话似是章太炎所说。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旧国会。旧国会议员中间,忽又出现了四凶．即孙洪伊、丁佛言、     

袁世凯设计收买宋教仁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总统职位。对老同盟会员,他采取了两种手段:或密谋杀之,或设法收买。出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正是他收买的一个主要对象。有人对他说:宋教仁是老同盟会员,立场坚定,很难收买。他则认为,只要有高官厚禄,有金钱美女,什么人都是可以收买的。并把收买宋教仁的任务交给了赵秉钧。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

"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应之提出"刺宋"是因为受到了北京的暗示,并得到了认可和准许;赵秉钧对于"刺宋"是一种有限的参与,即他对其中的若干环节可能并不知情;袁世凯是"刺宋"计划的幕后总策划人,他处处留"情",多方设"意",并把整个计划分成若干互不统属的部分、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最终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发生。     

巡警部设置时间考

《清史稿·志》十二载:“光绪三十年,设巡警部,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据考,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是不正确的。(一) 有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九月初十谕旨为证:“上谕巡警关系要迭经谕令京师及各省一体举辩自应专设衙门俾资统率著即设场巡警部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著补授该部尚书内阁学士毓朗著补授该部左侍郎直隶候补道赵秉钧著赏给三品京堂置理     

王锡彤与京师自来水公司

近代中国公用事业史上 ,清末民初的京师自来水公司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北京市区的用水问题。在京师自来水发展过程中 ,两个河南人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是袁世凯 ,一个是河南著名的资本家汲县人王锡彤。特别是作为该公司的主要管理者王锡彤 ,殚精竭虑 ,惨淡经营     

民初内阁风潮述论

从1912年3月30日唐绍仪在南京组织民初首届内阁到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去总理之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阁总理六易其人,内阁多次更迭,阁潮频繁发生,仅为民初参议院议决通过的就有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四届内阁。然而,史学界对此却论及尚少,尤其是对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斗争和实质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弥补这一不足。（－）1912年6月15日,任职不到三个月,曾踌躇满志的民国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突然弃职离京,举国哗然。国内舆论特别是各贫政治势力的反应十分强烈,袁世凯集团认为：“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     

袁世凯在天津的两个“钱柜”

1902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1859-1916）,奉命调往直隶,接替不久前去世的李鸿章出任总督。直隶处于拱卫京师要地,直督历来为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这一升迁,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袁世凯与德国

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入鲁主政、坐津督直、辛亥出山、帝制自为的五个时期,始终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袁世凯政治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     

论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期间的作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世凯一向为人们所诟病,几乎成为邪恶反动的化身。但"辨证法要求对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应作具体分析"。[1]综观袁世凯的一生,其崛起的起点是在朝鲜,本文通过对"壬午兵变"和"甲壬政变"的考察,旨在探明袁世凯所展现的杰出政治军事外交才干和过人的胆识,折射出以后袁氏当国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也指出作为中朝宗藩关系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袁世凯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的东方防御体系,抵制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为中朝两国赢得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     

北洋政府将军府简述

袁世凯自1912年3月10日窃得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极力改革省制,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7月18公布了《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从此,一个庞杂的军事顾问机关粉墨登上了近代政治舞台。将军府直属大总统,是军事上的最高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均不定额),由大总统于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特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议军务,校阅陆、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北大核心CSSCI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洪与赵关系并不融洽,因此他不可能将杀宋计划告赵,加之赵在宋被刺前多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掌管,故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故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