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越南汉籍管窥

正本文所指域外汉籍,是指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交往过程中,中国典籍在该国得以翻刻或当地文人对中国古籍的整理,且用汉字刊刻的汉籍,这些汉籍在中国的版本著录,则分别为日本本(又称和刻本)、朝鲜本(又称高丽本)、越南本(又称安喃本)。中大馆藏越南汉籍3种:《歌筹体格》、《李公新传》、《儒林音义贯通》。兹对这三种汉籍略加探讨,以飨同好。一、《歌筹体格》《歌筹体格》1部1册,不分卷。毛装。开本高24.4厘米、宽14.1厘米,版框高18.3厘米、宽12.6     

从日本电视剧看中日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我国与日本之间已经有2000余年的交流历史,在文化方面两国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一国的电视剧可以反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所以,从日本电视剧可以很好的理解日本的文化。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可以清楚的了解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为加深中日两国的交流和理解有一些帮助。本文笔者主要对日剧中日本人是如何表达自身的情感、体现的价值观念、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比较中日文化的差异。     

王治本研究综述

<正>中日民间文人之间的交流是近几年来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随着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国的学者对于两国民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上的交流研究更加重视,在研究成果增加的同时也纠正了不少学术上的错误。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展开,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中华文明影响日本,而到了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呈现除了相互学习和影响的局面。两国在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后相互之间的政治     

日本东京各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

中国的古籍,在国外被称为汉籍,早在中国西晋时期,《论语》等汉籍名著就已传入日本,随着两国交往的发展,传入的汉籍越来越多,在日本相应出现了许多汉籍收藏者,现在的汉籍文库（即图书馆,日本早期无“图书馆”三个字,用“文库”代表）就是以购买,继承和受赠这些私人所藏的汉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收藏较多的有古都奈良的天理文库,名古屋的逢左文库等,特别在首都东京的几个图书馆（文库）收藏的汉籍,从数量和珍贵程度上均属世界罕见。其中主要有: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抄本《皇明实录》版本述略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抄本《皇明实录》,是由书贾舶载东渡的商品汉籍,大约抄录在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五日之后的晚明时期,其随商船从福建漳州府月港驶离,在日本长崎港登陆,先后贮藏于毛利高标、昌平阪学问所、浅草文库、太政官文库、内阁文库等处,其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更是版本价值有待发掘的域外汉籍,应当予以重视。     

风清往还：廉泉及其《南湖东游草》研究

《南湖东游草》是廉泉于1914年至1919五次东渡日本所创作的诗歌集。该诗歌集影响范围广,由此形成数个不同版本,在中日两国均有刊行。《南湖东游草》的产生不仅与廉泉个人经历有关,更与是时中日两国文人群体所存在的现实联系密不可分。《南湖东游草》内容包括廉泉与当时日本学界名流、王公贵宦和实业巨擘的往来记录,更有对日本近代社会的丰富描写。这对于探求十九世纪初期日本社会风貌,以及考察民国初期中日交流的民间联动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意义。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所见汉籍考

傅云龙是近代海外访书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奉旨游历海外时,曾在日本见到过诸多珍贵汉籍,并对其中的部分古籍进行了考证,甚至还有过刊刻海外汉籍的活动。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涉及的日藏汉籍予以考察,在考订这些海外汉籍的版本、流传等问题的同时,并对傅氏的某些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     

唐朝文化对日本大化改新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就有密切的联系,两国人民互相往来,两国文化互相交流,对中日两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日文化的几点差异性分析

中日两国相交的历史历史源远流长。虽然两国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两国历史的不同,所以其文化的差异性也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中日语言表达方式、中日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中日政治习惯方面进行了其文化差异性探讨。     

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一、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自秦汉以来,中口两国就有着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建筑、雕塑、漆器、织锦、陶瓷、服饰、绘画、书法等以及制造技术陆续传播到日本。唐代是我国陶瓷进一步发展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瓷器品种更加多样     

对中日学校唱歌的发生与发展的思考

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在中日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中日两国近代音乐交流的代表事物－学校唱歌（中国早期称之为学堂乐歌）中即得到反映。就中日两国而言,它体现了与西方音乐相接触时所发生的变迁,即音乐上的“涵化”过程。同时,由于两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学校唱歌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对其的研究也正受到应有的重视。     

《古逸丛书》考略

《古逸丛书》在中日典籍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本丛书所收既有在渊源所自的本土久已失传的佚书,也有多种东邻收藏而国内罕见的隋唐写本与宋元刻本,还有日本剞劂的中国典册和彼邦汉籍。《古逸丛书》于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都有很大参考价值,直至今日,仍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丛书对于研究古代中日汉籍交流史以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也有重要意义     

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论

<正>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的诗文集历来流传颇广,甚至传播海外。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国,所存白集版本即十分丰富,有按先诗后笔编排的宋刊本和明刊本,有按前后续集编排的古抄大集本和宋、明刊本与古抄本的校合本,还有日本国对白集的选抄本和选刊本,以及《新乐府》、《长恨歌》等单行本。笔     

我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三次高潮

在中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如果把中日文化交流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时代,那么中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出现了三次高潮,每次高潮时期双方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本文探讨中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特点,分析它对中日两国文化思想的进步产生的影响以及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亚非作家会议与战后中日作家的世界认识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得轰轰烈烈但现在已经被文学史叙述遗忘的亚非作家会议为研究对象,追溯战后中国、日本作家在和亚非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文学接近的同时,突破分别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在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旗帜下获得广泛开展文学交流基础的历史过程,也对当时中日两国作家出于现实斗争策略考虑、共同回避对近代日本殖民主义历史的反省的时代局限进行了分析.     

日本劫购徐则恂东海楼藏书始末考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对中国文献觊觎也日甚.继陆心源"丽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整批收购后,杭州徐则恂东海楼藏书又惨遭日本劫购,舶载而东.有关徐则恂及其东海藏书楼,近年出版的有关藏书史、图书馆史与中日交流史的著作,如严绍瀑<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浙江省图书馆志>[2]、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3]、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3]等,多有提及,但由于国内留存下来的史料实在太稀少,各书的论述多仅数十字,语焉不详,且迄今未见有专论.在此,笔者主要利用在日访学期间收集到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对日本秘密劫购东海楼藏书的过程进行考述,并就其中的地方志被劫情况作一访查,以明历史事实之真相.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读巴兆祥教授新著《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有感

汉籍作为中国灿烂文化载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汉籍向近邻日本的传播,无论历史之久远,还是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大民族独特的文化关系。研究其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在异质文化下的延伸,不仅具有文化比较学的价值,而且也具有中国文献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论汉字在中日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汉字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古至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人民首先发明创造出了汉字,随后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文字的主要构成部分,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多样化了日语的形式内容,并为日语的多样化表达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日语中的汉字也被再次引进回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反哺现象。由此可见,汉字作为一种媒介手段,在中日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