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审讯日俘

1938年春,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军委会特种情报所”加强对日军事情报工作。过去我们审讯日俘,采取的方法不对时,被俘日军就什么也不肯讲,所以从俘虏口中搜集情报非常困难。后来苏联顾问告诉我们应改用优待方法,先改善日俘待遇,然后用谈话方式先从我们知道的日本城市、名胜古迹、县、镇等地情况如何问起,再问有什么同学、朋友在哪里?于不知不觉中随便问他到东京、大阪、箱根等地去过没有?是哪一个县的人?知道了他们的原籍县以后,叫我们去查日军各师团、联队的征兵区(是固定的),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师团、联队的。再把我们所知的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为缓解中国的反日情绪、营造亲善表象,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斯文会负责整修东京汤岛孔庙,并召集中国儒者与圣裔参加儒道大会,成为全面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下)

1932年1月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在京各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长、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主要任务在消灭战祸,誓保主权,积极抵抗。△锦州驻军全部撤入关内,辽宁省政府由锦州撤往滦县。△中国出席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白里安,请国联速采紧急行动,制止日军侵略行动扩大。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日军攻占锦州之态度。1月3日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等将领电京,请速订大计,下全国总动员令抗日。     

进攻重庆——侵华日军未能实现的梦想

熟悉中国抗战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始终没有进攻过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实际上,日军曾计划在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五号作战",进攻四川,占领重庆、成都等地,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一组

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是最近整理日军侵华罪行史料时在我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中新发现的。该文件是当时在宁外国友人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重要文件,函中反映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及其附近奸淫妇女、抢劫、屠杀人民,无所不为的暴虐行径。文件形容“日军残酷之态度,非笔墨之可表述”。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主要在城外和沿长江边进行,因此该文件“惟所述尚不完全,只能表现全局之一鳞半爪”。该文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形成,正如郭沫若在为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序时所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该文件是关     

揭秘“皇姑屯事件”:始末、动机与余波

正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给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研究

1937—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的最主要空袭目标。据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为彻底“摧毁中国抗战意志”,日军下令对重庆实行大范围轰炸。1938年12月2日,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代表天皇向侵华日军传达天皇敕令“大陆令第241号”.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抗战名师——湘军精锐第七十军（下）

正1939年4月,汪精卫公然投敌,给国民政府抗战带来一片乌云。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在此背景下,日本内阁认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到。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该军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6个师团,外加长江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相当于团),合计18万余人,以"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为目标,发起第一次长沙会战。企图攻占长沙和富庶的湘中地区,消灭中国军队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然后打通粤汉线,割裂中国军队第三、第九战区与其他战区的联系,以达到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的。     

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战况演变与抗战特点

<正>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日本的战略意图是先占华北,再与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作战,防止蒋政权西迁,迫其投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贵州桐梓到诺曼底——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正抗战前夕,中日海军差距悬殊。国民政府海军部认为,要保有日本海军的四成兵力,才能保持中国近海的自由。但实际上,1937年,在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费中,海军只得到228.9万元,相当于陆军军费的1.8%。相比之下,日本海军在前一年的军费是55.1亿日元,为中国的115倍。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舰艇总排水量约5.9万吨。而同时期的日军海军舰艇总排水量约115.3万吨。战争,就在这种差距中开始。     

国际宣传处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对外传播

正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纵火、劫掠等暴行。为掩盖丑行,日军采取封锁新闻和虚假宣传的手段,编造"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谎言,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国民政府通过新组建的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开展了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国际宣传,以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一、国际宣传处的组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采取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连日用英语对外广播,竭力将责任推     

陈牧农之死与蒋桂粤派系之争

正1944年初,随着日本太平洋战局的不断恶化,利令智昏的日本侵略者便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大型战役,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将中国与日本本土作为与美国相对抗的最后基地。从4月开始,日本大本营以打通从朝鲜釜山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为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在占领零陵机场、攻克零陵后,一路从祁阳、黄沙堡、大结、冷水铺向广西全州县推进。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命令其嫡系第九十三军从四川綦江赴广西全州县阻击日军的进攻,意在堵地方军阀以     

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

<正>重庆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日军兵临城下,国民政府被迫"搬家"1932年1月,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并做战斗准备,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     

东京审判:审判日军在华战争罪行

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同意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却在战争中饱受国土沦丧、国民流离之苦。为惩罚战争罪行,同盟国先后在纽伦堡和东京举行了两场先驱性的国际军事审判。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华所实施的种种罪行,以及发动战争的个人,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