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正式启动了修约外交,试图依靠强国进行集体交涉。两会的结局,表明集体交涉难以奏效,它开始变换策略,采取国别交涉的方针,并在举国一致的激昂民气的推动下,由修约走向废约。但是,北京政府不敢对强国采取废约方针,而是实行差别政策。其本身的种种局限,以及中国内部难以克服的各种弱点,制约着废约斗争的发展。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的妥协成因再探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之所以形成妥协,与其废约须先反满的认识、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文明排外的理念、文明国家的理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庚子之后中外条约关系的强化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派对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既是不得已之举,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革命派的妥协,既要予以历史的同情,又应看到其失误所在。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中国废约史》

本书全面系统、详实细致地论述了中国反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历程。本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围绕近代中国反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提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不回避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而是尽量用客观的态度给予合情合理的回答;三是较好地处理了在废约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既指出了各种力量之间的不同和矛盾,又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守约中的尝试;第二编为“觉醒与奋争”第三编为“废约的基本实现”。最后是：“尾声：不平等条约时代的终结”。     

名同实异——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县长群体,尽管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定位,也都承载着国共两党的殷殷期许,但是不同的县政设计理念,形成了县长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的选拔任用机制,又使得县长的年龄结构和教育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体现在县政的运行机制方面,同样反映着国共两党县长各自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实际施政效果也大相径庭。名同实异的历史面相,大异其趣的精神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积淀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作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折射着国共两党各自的意识形态符号和象征。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现代评论派对废约运动中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的态度

现代评论派对内政外交问题的各种观点,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现代评论派积极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外交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实现民族自决和复兴的前提。他们希望北京民国政府整理内政以增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发挥“统一”优势,采取有力措施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互为支援。现代评论派的呼声,反映了其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南北政府的态度。     

合作与分裂——1924~1927年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分析

1923年4月,湘区中共帮助国民党在长沙建立两大分部(学界和工界),实现了湘区的国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包办”下,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迅速得到了发展,遍及整个湘区;与此同时,湘区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民党组织的数量与组织的凝聚力成反比例,缺乏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的向心力让国民党产生担扰,并于1927年5月最终走向武力分共。本文拟将引入成本-收益理论和“安全困境”概念,从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实态来解读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嬗变。     

国共两党批评联总援华活动的政治动因分析——对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再解析

由于身处中国复杂的内战环境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活动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共两党从各自利益出发,在战后初期欢迎联总援华,但此后又不约而同地对联总提出批评,从而导致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出现。国民政府对联总的救济数额和救济物资的分配方案不满,同时并不希望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公平地获得救济物资。中共则始终对联总抱有戒心,既将其视作统战争取的对象,又认为联总本质上是美国扶蒋反共的工具。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1943年“废约“及其历史回响

1943年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年之初,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百年外交史上颇不寻常的事件,就是侵略中国百年、强迫中国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英国和美国,主动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各项特权,并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英条约和中美条约(以下简称新约).不过,在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和文章中,对这件事往往很少涉及,有所涉及的也往往轻轻一笔带过.我虽然知道此事,但过去也并未予重视.     

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的共识

面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有合有分、有打有和、政治观点异多同少的政党,各自抱有何种看法？这一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右翼势力为了达到否定侵略历史、翻历史定案的目的,更不惜歪曲史料,任意编造,诬称国共两党早期均未提及南京大屠杀,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未曾提到‘南京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初也曾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可是,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及战后,虽有摩擦,     

硝烟未散的时刻

1950年12月下旬,我刚调来贵州团省工委不久,接到一项任务:参加省、市各族各界赴黔南慰问剿匪部队。这是一项十分严肃而又令人向往的任务。     

只当了四天的国民党上海市长

上海即将解放时,有个49岁的喜剧性人物叫赵祖康,国民党安排他担任“末代”上海代理市长,共产党点名要他留下共建上海。经过中共地下党的统战策反,他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在交接仪式上向人民解放军办理了移交。从1949年5月25日至28日,他只当了四天的国民党上海市长。他成为     

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考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政党,它们的关系呈现出合作——对抗——再合作——再对抗的曲折发展历程。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证明,分则两伤,合则两利。     

我国固废危废处理现状及对策建议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爆发频频给人们敲响警钟,世界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系列政策对人们生活与工业中的固体废物处理方案加以约束。我国固废处理行业总体来说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工业固废处理产值的 5 年复合增长率＞ 10%,未来固废处理行业市场广阔。随着固废的增多臭气问题不断增加且具有严重化的趋势,如何采取有效的处理技术合理解决臭气问题是固废处理行业的关注重点,本文现针对业内臭气处理技术与应用进行简要探讨分析。     

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合作

人们一般比较熟悉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合作关系,而对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就产生并发展的合作关系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有过多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法租界内勒路树德里30号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家中召开的。李书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骨干成员李汉俊的胞兄,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国民党中有较高的地位。李汉     

晋朝废乐考

早期中国的音乐具有与政治分不开的特征,而在儒教经典中的废乐思想,即由于禁忌观念而排除音乐的思想,到晋朝才反映到国家仪礼上。本文以废乐为主,对王朝动态与运用音乐、国家仪礼与魏晋风俗的关系加以考察探讨。     

略论五四后中国政坛的裂变——由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谈起

五四前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主导政党,而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相继诞生,活跃政坛,中国政坛裂变而为三党竞革的局面。三党之间关系错综,各有其政纲和主义,分别充当不同角色,国共合作北伐,而青年党则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它们共同演义了五四后中国的一场国民大革命。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 ,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 ,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复杂的互动关系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 ,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 ,都严重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形势 ,并对塑造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