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文章首先探析了循吏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接着总结了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最后立足于现实,揭示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与启示,通过对明代贵阳循吏执政事迹和思想分析研究,指出如何利用贵阳古代循吏文化做好当今的官德建设和廉政建设。     

《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介评

正明代军事史是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创设为明中后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学术界有关明前期军事制度的研究尚有诸多未明之处,李新峰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我们阐明了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脉络,是研究明代军事史的一部力作。该书由正文4章及绪论、结语组成,共35万余字,通叙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文字流畅,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该书以现代术语"军事制度"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明中后期对商税官的监察和管理

明中后期对商税官的监察和管理姜晓萍随着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税收入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国家对商税征收的领导和控制,明政府在建立健全税务管理机构的同时,尤其重视对商税征榷官的监察和管理。一明中后期负责征收商税的官主要分为二大...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探讨明中后期的社仓,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明代救荒史的研究。但迄今尚未见专文论此,本文拟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社...     

两位清官与白菜碑

明嘉靖年间,句容有一位“清官大老爷”,名叫徐九思,江西贵溪人。无独有偶,嘉靖之后的万历年间,江西铅山也有一位“清官大老爷”,名叫笪继良,江苏句容人。这两位“清官”都与“白菜碑”结下了不解之缘。     

双双瓦雀行书案 点点杨花入砚池——明清时期书房家具探析

明中后期至清前期的书房布置,深受当时江南地区文人雅士趣味的影响,讲求古雅蕴藉。匠师们从历代漆家具中撷取造型之精髓,去其髹饰之繁丽,代之以细木天然的纹理,遂成一代家具独有之品格,影响深远,播及域外。     

论“清官”与“清官”迷信

一为官要清廉的政治要求．历来受人重视。历代史家向来以清、贪为标准褒贬官员一般林清官为“廉吏”、“循吏”或“良吏”。《韩非子·好劫我臣》强调要让百官之吏明确．必须“以清廉事上而求安”、“以清廉方正奉法”。《史记》称孙叔敖为“廉吏”,《后汉书》则称杨震为“清白吏”,宋代也曾有“清白宰相”之称产到了明代,况钟任苏州知府,廉明公正．人称之为“况青天”。这时人们把“清官”与凡人心目中最为崇高的“天”相提并论。由于民间长期的流传以及说唱、话本等文艺形式的反复加工和传播,包拯的名声似乎超越了历代一切“清官”。…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明末清前期我国烟草的主要产地及运销

明末清前期我国烟草的主要产地及运销陶卫宁烟草于明中后期传入我国后,生逢其时,正赶上我国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于是,几乎是从一开始种植,它便具有了一种商业性农业的性质,参与进了商品流通的领域。福建省东南部漳泉一带是烟草传入我...     

“乞休”与“挂冠”:晚明弃官现象与政治文化嬗变

在明代君臣关系中,君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左右着官员进退。明中后期,这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时值万历朝出现大范围缺官,以京官为首的文官群体以此为契机,引发了群体性的致仕乞休现象,不惜以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为代价,孤立皇帝,从而扭转了在致仕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官员对于君臣关系、权力分配及仕隐哲学的再思考,影响了主流舆论的变化以及政治力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等。这种主动弃官的现象所折射出的理性精神和反传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晚明政治文化的进步因子,并为中国日后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明遗民周岐事迹探微

关于明遗民周岐清初时的活动轨迹,文献记载颇多矛盾、含混之处。本文通过考察相关史料。认为他实际上经历了一段国变归里,后外出旅食、游幕。最终重又还乡隐居的曲折过程。其同,他与多名清廷大僚过从交往,甚至一度为清军效力,因而绝非部分典籍所描述的典型明遗民。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     

渤泥国王墓地考析

明渤泥国王墓位于南京市南郊石子岗,山东德州北郊亦有苏禄国王墓,两墓皆按明代藩王墓规制营建,风格亦相似。两墓与明代藩王墓、明品官墓地在形制、石雕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可以得出几点认识:明朝对渤泥国王的隆重安葬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渤泥国与明王朝的关系有宗主国和藩属国的色彩;从渤泥国王墓的石像生的风格可推断其作用及雕刻艺术水平与前代相比稍逊。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职能由原先的军事、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