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澄清吏治整饬陋习措施述略

清太宗皇太极执掌政柄十七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又施行了诸多改革,从而把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了实现问鼎中原的根本战略目标,皇太极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希图消除腐败和整饬陋习。下面举其要者叙述如次: 一 限制娼妓,禁官狎妓。 清初,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各种妓女,有乐户(妓院)、官妓、娼妓和变相妓女——戏子。镶黄旗汉宫徐明远在天聪八年条陈六事,其中最后一点谈到妓女问题:“宜禁止买良为贱,以儆乐户。……第有遵、永妇女,少有姿色者,或被其主卖充娼妓,得无累汗     

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历经抗战前后的发展、演变和破产三个时期,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考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阐析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和特点,评估新生活运动的实效和作用。一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用所谓“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     

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对妇女烫发的干预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在四川就有这一项内容:禁止妇女烫发。新中国成立后,类似的怪事也曾发生过。这是为什么呢?     

“新生活运动”毁于“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宣布“新生活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     

评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地区 ,开展了所谓“新生活运动” ,但到一九三七年仅仅进行了三年的时间 ,蒋介石不得不宣告“新生活运动”的破产。分析和评价蒋介石的所谓提高国民素质的改革运动 ,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认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引出必要的教训 ,以警示后人。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原因 ,是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和不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夫妇到桂林度假 ,会见了那里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说 ,如果南京政府指望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 ,蒋介…     

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

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实行新生活运动,规定不能不系衣扣。一天,江西有一位传教士穿着西装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拦住他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捷安特——集运动、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健身工具

2002年10月在昆山落户整整十个年头的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本着支持和发展自行车运动,在迎来她的十周岁生日之即,于10月6日举办GIANT全国性自行车文化推广活动——“大家一起来骑车”。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感觉自行车新魅力,感受自行车新生活,推广自行车运动休闲新生活文化。     

影像站

新生活运动 是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亲自发起这一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求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不仅要市容清洁、遵守秩序,更“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使民众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

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多局限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方面,对于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很少有人涉足。笔者觉得,抗战爆发前后新生活运动在活动内容、指导思想、实际作用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值得深入探讨。下面仅就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请学者们不吝赐教。     

“公共意识”视域中的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从1934年开始持续到1949年长达16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而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宋美龄的倡导与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研究新生活运动不能不提到宋美龄,而研究宋美龄也绕不过新生活运动。检讨目前关于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的就整个长时段的新生活运动着手,描述她如何领导与推动这一运     

视野

机器人妓女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荷兰计划在2050年前推出“机器人妓女”项目。据荷兰科学家伊恩·约曼介绍,开发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意义是减少人类在性交易中产生的病变。现在各类性病毒不断滋生,让医生和科学家感到力不从心。而使用“机器人妓女”则可以大大减少新病毒的产生和传播。约曼现正带领其科研团队加紧开发这个大胆又创新的项目,     

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

1930年代中期,浙江省的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浙省各地停售、焚毁卷烟的事件频频发生,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数千人聚众请愿、迫使外来烟商离境的集体性骚乱。浙江省政府不仅支持基层自发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向中央提议将之推广至全国。。然而,在国货卷烟广告的强大攻势下,浙江全省的卷烟消耗量仍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浙江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呈现出基层政权的自主性,各方基于利益考量的博弈,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与局限性,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本文以1934至1935年在浙江省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初步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跳槽”本是青楼语

你“跳槽”了吗？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在明清时期，这句问话相当不雅。 徐珂的《清稗类钞》对“跳槽”给出了非常确定的解释：“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意思说得很明白，最早这个词是说妓女的。一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缠绵了一段之后，又发现了更有钱的主，于是丢弃旧爱，另就新欢，如同马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因此，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后来这个词也被用到了嫖客身上。     

抗战初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1934年2月成立于南昌.当时是作为推行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工作机构,其性质是反动的.加以其工作偏于形式而疏于效能,因而仅具有一些装点门面的作用,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样一个组织本来是不足论道的.但是,193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之下,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之上,该组织在武汉实行了扩大改组.扩大改组后的妇指会,确立了以“动员妇女群众投入抗战建国”为其工作大纲,吸收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未公开身份的中共     

文史快车

<正>影像站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亲自发起这一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求民     

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初探

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大量存在 ,表现在宋代法律并不完全禁止买卖妇女 ,专制皇帝出于各种原因也加以支持 ,士大夫则把蓄妾视为“人情” ,因而到处都可见妓女的身影 ,并在各地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人口市场。买与卖的主体及动机各不相同 ,程序也相当复杂 ,从中可见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下降了。     

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史料一组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妇女工作,在香港亦成立了办事处,并于1939年改组,正式定名为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征募工作、慰劳前方将士、救济灾区难民,为抗战救国不遗余力。本组史料收录了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章程、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捐输报告及其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间的来往文书,对研究战时香港妇女运动有所裨益。     

关于五卅运动中的“四提案”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上海成为侵略的中心,比较明顯的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统治。租界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在租界内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如“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租界内的立法机关,决定各种法律章程与税捐,不受任何限制,“工部局”是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中国人的一切自由可以任意侵犯,交通与市政都归共掌握,“会審公廨”是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特别審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中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归其審理,可以任意判处,并无上诉机关。由此可知中国人在租界内失去一切权利,帝国主义则可以任意虐待,但富于革命傅统的中国人民不願忍受这种压迫,屡次起来反抗,而残酷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办法对付,“四提案”就是帝国主义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又威脅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反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