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国际教育界、思想界也享有卓越的声誉。到一九八四年为止,全世界已有二十二个国家组成了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亦将在中国召开陶行知研究学术讨论会。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报》等先后发表了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对陶行知所提倡“伪武训精神”提出批评后,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人们对陶行知的研究遂告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胡乔木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发表了公正的评论,他说:“当时这场     

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初起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曾随江青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并在最近回忆了这一过程。现将李家骥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

一上海,延安,北京。蓝苹,江青,李进。山转水移,时空变换,江青总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弄出新的花样。"李进"最早与世人见面,是在1951年。是年6月,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武训家乡山东堂邑、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团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1951年7月底的《人民日报》。此长篇"调查记"署名"武训历史调     

我编导《截止训传》的经过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清朝的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由段绳武主编、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     

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会开幕词

同志们,朋友们: 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出席今天纪念大会的来宾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胡乔木同志;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胡愈之、周谷城同志;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钱昌照同志;     

大运河折射的海丝炫彩与传奇——日本高僧策彦周良画像与《入明记》

正2017年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聊城年会期间,我与深圳大学海洋艺术中心的张岩鑫主任,邀请东道主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和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在东昌湖畔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午夜撸串论坛",研讨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适时得以一观陈清义馆长的《聊城运河文化研究》和《运河图鉴》两部大作,话题不由得就转     

民国时期武训研究概述

综观百年的武训研究,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武训研究最有代表性。概括地说,民国时期的武训研究形成了两次高潮。其第一次高潮是以何思源领导的１９３４年纪念武训九七诞辰的纪念活动。其第二次高潮是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武训研究与纪念武训的活动。 武训研究的社会历史背景 为什么武训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两次高潮,并起到了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呢？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其一,当时的国家形势需要教育事业的发展。自三十年代起,当时的国家政权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于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     

从武训想到宴阳初

自从贾霁先生发表了『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讨论武训问题的高潮。最近北京人民日报系统的发表了武训调查团的报告,使我们对于武训其人其事更获得明确的认识:第一,武训生长的时代是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而且武训的生长地距离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起义地小刘贯荘只有七里,以贫农出身的武训,对宋景诗的起义,竟视若无睹,反而以磕头方式攀援地主恶霸,宋景诗的最顽恶的死敌、地主兼恶霸杨(?)谦、杨树坊叔侄,他们正是武训所(?)附的靠山,在这个鲜明的对照下,谁又能否认武训不是认贼作父背叛农民阶级的反革命份子呢?     

聊城宋代铜镜铭文辨释

《文物》1986年第6期《山东聊城地区出土的铜镜》一文,介绍了一件宋代吉祥铭文镜,铭文的释文是有错误的。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一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当时已经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半农半读的育才学校。这一位我素所闻名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     

首部《毛选》出版内幕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 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 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 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 《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 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 书占有很大比重。应当指出《晋察冀日报》社出 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回忆刘澜涛同志二三事

今年是刘澜涛同志百年诞辰，我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近十年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就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     

我和于光远为“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今年一月号《广东党史》发表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一文，涉及中央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位老同志平反的一些事情。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山东聊城农工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在各省地方银行纸币中,山东聊城农工银行纸币发现甚少,现将此票的情况叙述如下：据１９３４年《全国银行年鉴》说：山东聊城农工银行在民国十二年四月一日成立,总行设在聊城,该行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信用颇佳。山东聊城农工银行发行的钞票,有壹元,...     

试论新方志的学术性

在志界同行和有关专家学者评论《广陵区志》(以下简称《广志》)时,曾指出《广志》具有学术价值。浙江魏桥同志在《广陵出新志志苑传佳话》一文中说:“区志重视学术的记述”,“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四川张伯龄同志在评论《广志》时说:“《广志》的诞生,把当代中国地方志的学术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黑龙江梁滨久同志来信,出了个题目,要我结合《广志》的编修,谈谈志书的学术性问题。     

论电影《武训传》批判

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本文不对电影《武训传》作过多评论，而力图对历史上的武训和“武训精神”，以及对这场批判运动本身，进行相应的分析，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     

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吗?

《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发表了霍光汉、郭宁杕同志与刘祚昌同志商榷的文章:《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霍文”),文章认为,“林肯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笔者对这一论断有不同看法,借《世界历史》的“争鸣”一席地,与霍光汉、郭宁杕同志商榷。 先从霍文认定“林肯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的论据谈起。 霍文重要论据之一,是1837年3月林肯和丹·斯通在伊利诺斯州议会里提出的一份书面抗议。那一年,伊利诺斯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按照联邦宪法,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反对奴     

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

许顺湛同志在《文物》一九六○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后,一九六二年又在《考古》第五期上发表了《‘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两文的一致论点,都是认为“仰韶”时期的人们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我国原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不揣冒昧,就有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关于政委制和军政委员会的两个问题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刊载郭占波同志《军队中党的领导体制的演变》一文,对研究军史和近代史大有帮助。美中不足的是,《演变》一文在有关政委制和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出现了失误。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