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修志工作出现新局面

最近,中共和田地委、中共阿克苏地委、中共吐鲁番地委、中共阿勒泰地委、中共昌吉州委、中共博尔塔拉州委、中共巴音郭楞州委先后作出决定,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积极开展修志工作。到目前为止,地州一级均已组建了地方志编纂领导机构。大部分地州并已成立了修志编辑室,配备了专职修志干部,落实了修志经费。有的地州虽已成立了修志领导机     

中共情报三杰之一鲍君甫传奇

20世纪30年代中共特科潜伏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钱壮飞、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胡北风、李克农为中共建立了汗马功劳,前三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三杰,最后一人李克农自当为中共情报一雄。杨登瀛的特工生涯经历,以往极少见报刊,今本刊特作报道。     

“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

2008年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举办,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建宁县委承办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雄、中共三明市委秘书长程立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央国家机关青联考察团、中共三明市委、市人大、中共建宁县委和闽、赣部分苏区县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共90多人出席了论坛。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延安时期建党纪念与党史教育的政治互动

延安时期,基于适应抗战动员、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推进党内整风运动等现实需要,中共通常会在举办建党纪念时开展党史教育。建党纪念与党史教育皆为对中共历史记忆的再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共寓党史教育于建党纪念活动之中,推动党史教育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中共运用党史教育的影响促进建党纪念功能的实现。中共充分把握建党纪念与党史教育之间的良性政治互动,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在中共主力未到之前,民间枪支本文所研究的民间枪支,是指民间自造的土枪、散落民间的军枪和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原国民党地方武装(警备队、公安局、民团、乡农学校)所掌握下的枪支。是中共山东地方党领导创建抗日武装的主要来源。随着1938年中共主力的到来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中共山东抗日武装逐渐走向正规化,部队所需的武器主要来自敌军、顽军和兵工生产。即便有多种来源途径,艰苦的敌后斗争使得中共在获取武器方面仍然困难重重。但这并不妨碍中共山东武装的发展和战力的提升。中共在山东抗日战场上之所以有着较好表现,在于其根据自身的武器特点制定了有效的作战策略,规避了日军在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方面的优势。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为纪念这两次会议召开8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将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武汉联合举办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欢迎各界学人踊跃投稿。     

龚澎与刘文华的爱情传奇

龚澎。原名龚维航,安徽合肥人,1914年出生于日本,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太行山．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龚澎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在县级政权,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例

从中共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可见,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共自成立后实际上一直坚持源自于苏联的民族自决理念与联邦制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还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相关的试验。但是,基于不同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国民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办法与中共基本上是反方向的,因而坚决反对中共的做法。受到国民党等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牵制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在实践中收回民族自决的做法,建立属于中国版图内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受此启发,到1949年8月底至10月初,可能在苏联建议下,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量,中共才放弃了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主张,正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

抗日战争后期,曾有一个令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扰、苏联人担忧的美军“中国沿海登陆计划”。由于实现这一计划显然需要中共的支持,中共对外政策曾一度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内容就是建立和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争取在此基础上形成双方全面合作的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只停留于中共和美军观察组军官的探讨阶段未得以实施,不了了之。     

抗战期间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研究辨析

发展华中和中共两大军事力量在华中汇合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较早的战略构想。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前期局面不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八路军进华中、到苏北是中共对抗战全局的长久筹划,是突破限制、师出有名的策略需要。1940年春中共制定了新的战略,两军会师的军事行动是中共基于抗战全局及战后格局长远考虑的标志性事件。     

福建永安抗战文化论坛召开

<正>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协办,中共永安市委、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福建永安抗战文化论坛"近日在福建省永安市举行。与会者指出,抗日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