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幕府和天皇的御瓷

最近,我发现4个瓷瓶,分别出自日本的江户幕府和近代天皇。日本瓷器没有中国式的官窑,按照中国的说法几乎都是民窑,朝廷和幕府的御瓷往往出自一些著名的民窑。这些瓷瓶类似于中国的青花瓷,有的结合五彩工艺,在当时的日本是登峰造极之作。在中国所藏的日本瓷器,它们无疑属于翘楚之作。其中,有日本天皇“御赏”乃木希典和张作霖的3个瓷瓶。乃木希典(1849—1912年)是日本陆军上将、甲午战争以来侵     

“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火箭专家梁思礼谈父亲梁启超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人。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他的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之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公车上书”算是父亲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到他25岁的时候,“戊戌变法”又开始了。在“戊戌变法”中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光绪皇帝接见父亲,但是却没有办法听懂父亲的广东话,而父亲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只给他封了一个六品的小官。但是他在背后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舆论上,他在《清议报》、《时务报》上撰文鼓吹变法,由于他“笔端常带感情”,文章很能感染人,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父亲逃亡日本,在那里呆了十几年。在开头那几年,他学习日文,看了许多当时日本翻译的欧洲的那些文章,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创办了《清     

日本学者若松宽访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部长、著名蒙藏史研究专家若松宽教授于1989年11月6日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若松宽教授在中国蒙藏地区史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在“边疆中心”为他来访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同“边疆中心”的同行们就这一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若松宽教授介绍了他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如森川哲雄、佐藤长、加藤直人、二木博史、获原守、杉山正明、石浜裕     

陆机心灵的困境

沈德潜批评陆机的诗作时,曾说：“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陆机又不是个木偶人,他的情都到哪里去了?沈氏的解读正确吗?此其一。而“破国亡家”除了如沈氏按照一般世俗的推想,     

惊惕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卷土重来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天是下的诏书中就说，他所以接受《波茨坦公告》是“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而称日本发动战争是：“希求帝国之目存与东亚之安定。”至于接受投降，乃因如继续抵抗“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因此他呼吁全国臣民“发扬国体之精神，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把一个投降诏书，写得如此悲天悯人，而埋下众多优笔，实属罕见。当时欧美人士，不理会东方文字的深澳，而我们又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把敌人的暂时停战，当作…     

一代＂国士＂杨度

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这位最先挑起护国大旗的军人,在弥留之际,留下一封遗书。他写道：“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花冈悲歌》展览在京举行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和“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花冈悲歌》展览于1993年6月29日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日本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先生和竹村泰子女士,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代表田中宏教授、内田雅敏律师、新美隆律师、福田昭典     

关于《田中奏折》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

关于《田中奏折》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沈予战后,日本史学界一些人坚持《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如：稻生典太郎持“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高仓彻一提出中共“伪造”说。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史学界一些论著①引证王家桢回忆文章《日本...     

《本草纲目》在日本

被达尔文称之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本草纲目》,1596年在南京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日、英、俄、德、法等多国文字,传遍五大洲,饮誉全世界。世界上最早翻译《本草纲目》的是日本。公元1607年,日本皇都书肆首次刊行了《本草纲目》,书名叫《广大堂质问本草》,共55卷,仅限于幕府宫庭御医阅览。将《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民间的是日本幕府御医总库（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长）曲直玄赖。他对《广大堂质问本草》删繁就简后,以其在京都开办书林的内兄野田弥次的名义出版了《质问本草野田弥次右卫门本》,轰动了日本民间医药界。京都新崛起的书林…     

经亨颐妙语赞乡人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校长。他提倡教育改革,支持新文化运动,思想开明,治校有方,乃近代教育家和书画家。他和鲁迅是浙江两级师范的同事,两人私交不错,鲁迅曾戏称他为“经亨头”。     

日学术界“反华英雄”中岛岭雄 企图让中国分裂为多个小国

在日本的反华人物中,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岛岭雄,是另一个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反华学者代表”、日本学界的“反华英雄”。他以反华为己任,是日本著名的专事研究“分裂中国”的学者。他还是日本最早提出“中国崩溃论”的人,每当中国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抛出这一谬论;在中国经济发展时,又宣扬“中国威胁论”……     

《汪氏典业阉书》研究——清代徽商典当业的一个实例

《汪氏典业阉书》是研究徽商的新资料。其内容反映了徽州典商跨入近代社会门槛时资本运作的情况。阄书之“总帐”载明清代徽典资本构成为两部分：“承祖业分受财本”和“生息资本”。其中社会存款约占总资本的28％。“墨议”中“四典并无会票在外”一款说明徽典普遍经营会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汪氏典业析产和徽典经营会票不能获利的情况表明,在当时市场条件下,徽商资本已难以壮大。     

顾维钧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

前言从九一八事变而至日本在中国及太平洋战争之毁灭,其间不过14年。历史的因果关系,极为显著。其症结所在,乃以“满洲问题,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一国际之问题”。因为日占“满洲”,势必引起国际战争。这是顾维钧在事变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对国际宣言中的警语。中国当时面临此一巨变,既无实力单独对抗,惟有依赖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来和日本周旋,将事     

方志的春天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在潇潇春雨浸润万物、希煦春风吹开百花的时节,春来了。在春的脚步声中,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着力推动依法修志,     

“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火箭专家梁思礼谈父亲梁启超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人。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他的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之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与蒋介石联姻的湖北著名纺织企业家石凤翔

中国著名的湖北籍纺织企业家石凤翔,早年发迹于武汉,抗日战争期间其创建的事业达到了高峰.他对发展中国纺织工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对实业救国理想的执着追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倍受中国纺织界人士的高度推崇.求学日本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县滑石嘴的石凤翔,又名志学,有兄弟5人,全家靠父亲石忠仪经商维持生计.他8岁进私塾读书,12岁便能诗文.他8岁时丧父,家道逐渐中落,1907年夏天,求学日本的长兄石志泉从日本回乡度假,受祖母嘱托将石凤翔带往日本.长兄见他年已15岁,便以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勉励,并取名志学.他到日本后不久考入东京成城中学,结业后又考入京都高等工艺学校,研读机织科专业,于191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石凤翔立志学习纺织,乃出于他思民报国的拳拳之心.他感到“衣着是人生衣食住行四要素之首,经济价值极大.” 同时又感到中国落后的原始纺织工业亟待改造.他说:“外国早已进入机器化时代,如再不予改进,决难与外国竞争.”痛感到“我国由外国输入的棉纺布以及其他衣着所用原料,以银两计,每年在一亿两银以上,如欲堵此漏洞,非急速改良发展机器纺织染业不可”.     

九·一八事变的预谋和经过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 月25日写给日皇的一个秘密奏折(田中奏折)中称:“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也”,“较我日本帝国领土大逾三倍,其人口仅有我国王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个奏折还详细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田中义一是日本最有侵略性的内阁之一,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制造的,是日本侵略者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     

关于云梦龙岗秦牍“沙羡”的地望问题

近读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以下简称《考》),谓云梦龙岗秦牍释文“辞”乃“辟”之误释,堪称卓见。但关于牍文地名“沙羡”的考证,却可商榷。由于“沙羡”之地望涉及到由先秦至近代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故不可不辨。胡《考》云:“《龙岗》一文引用了不少文献资料对沙羡的地望作了讨论,可惜误将沙羡当作了墓主的故乡,结果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木牍的性质决定本墓葬的所在地就在沙羡县境内,而这恰是龙岗木牍所出现‘沙羡’这个地名最重要之处,是比任何历史文献     

佩文韵府：中国古典诗韵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再谈平水韵兼论诗坛乱象（上）

2004年6月,《中华诗词》第6．期发表了由赵京战执笔、署名为“中华诗词编辑部”的《中华新韵》（十四韵）。在前言中“中华诗词编辑部”写道：《中华新韵》（十四韵）以普通话为基础,以《新华字典》的注音为依据,以“同身同韵”为划分标准,制定新的《中华新韵典》,与《平水韵》双轨并行,同时作为诗坛的正式韵书,此乃诗韵改革的基本任务。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