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赈荒

“大吏救其灾,特设当牛局”林则徐虎门销烟,名垂青史。他在江苏按察使一年半任内,政绩卓著。刑政方面,他亲自断案,治狱严明,因而有“林青天”的美誉。“处理赈务,能因时因地制宜,果断坚决,切实有效。道光三年(公元1823)夏,江苏暴雨涨水,三十多州、县泛滥遭灾,情况严重。苏南尤甚。据记载:当时“淫雨害稼,低区尽行淹没,街市上水,几有蛙黾共处之厄。唯亭东南被灾尤甚。”(《元和唯亭志》)“岁大饥,七月甲戌玉遮山裂。(《民国吴县志》)《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更详: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九江百年救灾赈民回顾

笔者年逾七旬,世居长江之滨,对地处长江中游南岸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地区近百年来的水患,尤其是历次重大水灾,大都身历其境,耳闻目睹,莫不记忆犹新.自70年代起,复效职于九江市政府分管查灾救灾工作的职能部门市民政局,较为详备地收集整理了有关九江水灾情况的历史资料,现就百年救灾赈民作一回顾.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民国时期上海选美助赈活动研究

选美助赈是在近代官赈衰败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助善形式,也是欢娱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寓善于乐理念与都市娱乐市场共同催生的产物。选美比赛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与吸引力,成为慈善组织募集社会善款的一种手段。都市职业女性的积极参与,形成推动慈善选美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比赛过程的媒体宣传效应,对城市民众公益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从应急助赈方式演变为常规救济的资金渠道,选美助赈促进近代慈善募款机制的转型。     

乾隆年间甘肃捐监冒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三月,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内部老教（华寺门宦）和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矛盾深化,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领兵前去弹压,激起哲赫忍邪门宦民众的义愤,他们在阿訇苏四十三的率领下杀死了杨士玑等官兵。官府将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捕至兰州,另一首领周阿訇捕入河州。苏四十三率领起义的穆斯林,攻下河州,救出周阿訇,直逼兰州营救马明心,布政使王廷赞杀死马明心,义军攻城愈急。乾隆帝一气之下,撤了勒尔谨陕甘总督之职。任命和坤前去督战失利,又命阿桂率四千兵征讨。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贾天运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次多方筹款赈济豫灾的动人事迹,给河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旱灾几乎袭击了河南全省。大麦、小麦、油菜籽等夏季作物颗粒不收。麦季绝收,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秋季、岂料秋季依然...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华洋义赈会与旧中国的合作社

中国农村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办合作社了。当时办合作社最早、最多的就是华洋义赈会。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他为什么又是怎样在中国农村办合作社的?这些合作社的最后命运如何?本文将告诉你一个来龙去脉。 缘起 1920年,华北5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有3000余万灾民急需救济。一时中外人士纷纷筹集募捐赈灾,共组织了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西安、上海等7个赈灾团,除募捐所得外,中国官方也以5％的关税附加赈捐委托他们发放。这次赈灾活动历时约1年,到1921年秋后陆续结束,总计发放赈灾款1500万银元(下同),尚有部分     

略论林则徐对灾赈弊端的认识

嘉道时期,时逢中衰,灾患频仍,灾赈弊端不断,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林则徐为官三十多年,多次经手赈务,饱有经验。他并非笼统地说明灾赈弊端问题,而是深入剖析各色人等,一一揭露委员、吏胥、州县、生监、土棍、流民、奸商、殷户八类人存在的弊病,见解深刻,针对性、可操作性强。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筹赈义演活动出现了从昙花一现到常见常新、从一点到多点的转变。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李先念呕心赈粮荒——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