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在清代的民间契约中,“业”是用来表达财产权利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实际上被用来指称地权、田骨权、田皮权、永佃权、典权、股权、井权等一系列财产性权利,在观念上并不以对物的占有为核心,而以收益的权利为其基本内涵。与现代民法将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的体系相比较,业权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清代的民间契约在业权交易中起着确认权利转移的作用,在交易之后则起着证明业权归属的作用。     

清代黑龙江宗教问题研究综述——以移民与宗教变迁为视角

黑龙江是个移民大省,而清代则是黑龙江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移民活动造就了移民文化,移民社会下的宗教信仰问题又是移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对国内清代黑龙江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做一综述,以供学者们批评探讨。     

清代城市人口构成问题研究——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例

古代城市的地理范围和城市人口构成,是历史城市人口必须先行解决的两大理论问题。本文提出用"城居人口"这一概念,来泛指历史城市全部人口,并以陕西县治城市为例,详细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人口的一般构成,认为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支俸人口、赋役类人口、城防守兵以及包括宗教人士、乞丐、游民、罪犯等在内的其他人口,在给出检验、修正、估测这几类人口数量的基本方法和区间范围的基础上,构建了估算历史城市总人口的基本模式:Z_支+F_赋+C_兵=0.97X。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以往研究对西藏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深入探讨,而对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则关注较少。作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花鸟画概览——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

本文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花鸟画作品,结合历史背景与史料记载,详尽分析了清代花鸟画名家名品的造型、笔墨、设色、审美以及营造意境等方面的高超画艺,呈现清代花鸟画艺术承前启后、繁荣昌盛的全貌。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     

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分析——以汾湖柳氏为例

本文以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分析了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     

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赓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代梅花题材绘画窥探——以杭州博物馆“喜上眉梢”特展为例

自宋元以来,杭州成为梅花及其绘画作品的流行中心,至明清方兴未艾。本文以杭州博物馆所藏为例,探讨了以清代为主的梅花题材绘画的特点,并指出其社会影响力更为广泛与深入,也更具文人倾向性与生活气质。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

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在乡村的中央性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论清代边疆地区的族群间解纷机制——以厅制为中心

厅制是清代回应旗民蒙汉之间跨族群纠纷解决需求的官方建制之一。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厅较为独立,旨在突出“重视其地”,实行“变通之策”,解决边地跨族群纠纷问题,实现统一国家之于边疆多民族杂处区域的社会治理功能。厅之司法功能运作,是清统治集团权力下沉至边疆多族群杂居地区的适应性调整,在边疆法律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厅的机构设置、解纷主体、司法程序为样本,分析清代特定区域族群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创造。     

论清代地方志的修纂人员——以道光《夔州府志》为考察重点

主持修纂清代地方志的地方官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能够贯彻国家的修志政策,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但真正承担清代地方志书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这部分人有的是地方上的知名贤达,有的是地方上的大族望族,是地域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主宰着地方志的书写,承载着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的素养对地方志的修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清代泉州商业建筑调查研究——以泉港新桥张氏建筑群为例

闽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式布局受地理环境、气候、文化、伦理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对闽南传统民居的建造技术、工艺、材质、装饰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对于闽南传统民居中具有典当等商业性质的传统民居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泉港新桥张氏建筑群的实地勘测、调查,并对其形成的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营建法则、空间组合、装饰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泉州典当商贸在清代发展到高峰期的典型代表,也是清代泉州地区商业建筑及其布局发展演变的实证,以期为今后的闽南传统民居中商业建筑类型的维修保护提供参考。     

论清代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的变迁

有清一代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贸易大致可以分成自由交流、边境互市贸易、商埠贸易三个阶段;在贸易性质上,从作为外交关系的副产品转变为近代经济行为;在贸易规则上,由自发无序到法制有序;主要贸易场域则由边境蔓延至东北腹地.清代晚期中俄间的贸易始终是在俄国侵华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俄国为获益最大方.但中俄间经济联系的长期存在,对清代中国东北的开发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