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的形成及其形态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清末吉林东部县级政区界线的变迁

在清末的吉林东部,设置县级政区是官方应对边疆危机、深化地域治理的重要措施。这些政区的界线走向,既有原八旗驻防区、垦区的影子,也体现了划界者对山川分布和边疆形势的顺应。政区界线的划定,使得这些政区成为一系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地域开发单元。政区多以山川为界,这不仅是出于垦务的便利,有时也是为了应对边事交涉、民务管理的需要。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