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同志与“中国经济史论坛”二三事

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史研究被认为是新时期史学研究发展的突破口。甘泉同志的研究重点转到这一领域,他和方行、宁可先生共同主持"中国经济史断代研究",成果即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经济通史》。我从20世纪80年代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以后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和甘泉同     

传统财政范式的转换:从“量入为出”到“量出制入”

<正>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中,笔者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为题,概要讲述了经济史、财政史研究中的"经济史""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财政""税收""税率"等相关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是泛泛而谈。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过去与现在——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的演讲

正我今天准备的题目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过去与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今天的考古学是历史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它之所以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学术史上的原因的。了解这个过程、这些原因,方能对现状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而准确把握现状,是为了更好地、更合理地选择今后的努力方向。否则,你所选择研究领域、课题,可能就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有前途的问题。你在一个不关键的问题上浪费了几年的学术生命,这个有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一)

<正>【编者按】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他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     

用“淡然”活出“精彩”

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这是三个哲学问题,也是我思考的人生问题。我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三个问题,用"淡然"活出"精彩"。救人引出的思考救人之后,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跳下去之前没想想有没有危险?万一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对此,我总是淡然一笑,回答他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那个时刻,最需要我帮助的人就在我眼前,而我需要做的就是马上去做,一点也不能拖     

世纪之交的双重任务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受专业和学识的局限,我对这个问题很难讲出有分量的见解。但是我认为,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史学工作者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以增强我们的历史     

也是一堂语文课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也是一堂语文课》。也许你们会对这个题目感到疑惑,因为它没有主语——但是,这恰恰是我所想讲的。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语文?"是鲁迅,是苏轼,是李白、杜甫,还是要追溯到上古时代语言和文字的发明?若     

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于6月13日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讨会的第二次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我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海南三亚举行

正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为了系统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海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三亚智库联盟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三亚学院财经学院共同承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2月5—6日在海南三亚召开。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史学理论史研究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正>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必然趋势。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20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古史中数量词“强半”与“弱半”考释

<正>已故历史学家杨联陞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中提示,经济史在方法上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处理数量的时候,当然要对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彻底的了解","中国文献上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一些地方需要事先留意",否则"覆辙不断地重蹈,而新坑又不断地出现",显示这个问题应极度重视。他列举了若干条经济史料中数字的抄写和印刷错误的例子,注意点就是要区分虚数与实数的不同。他指出古文献中有些用确切数量词表示的概念往往是虚指,比如"千金"通常用来表示数量比较大的意思,并非实指。~①清代学者汪中有《释三九》篇,称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都用来表示数量之多,与具体     

《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诸相》序

正杨富学兄寄来一部书稿,命我作序。他现在已经著作等身,不需我来吹捧。但看到书稿的题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诸相",我又想说几句话,因为这个题目正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关系问题。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丝绸之路"最早的定义,是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     

结构巧妙而自然

正关于这个题目,我的观点是:作文的结构不应追求形式花哨,不能趋向模式化;既要灵活巧妙,更要返璞归真。如果我们回头翻阅老师的作文评语,除了"叙述流畅""描写生动"之外,仔细寻找一下,"结构新颖"这句话出现的次数多不多?恐怕非常少吧。至于"新颖"在什么地方,却常常不甚了了。但也就是仅     

魏格林教授的组稿说明

正在2013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请我同德国相关学者联系,把德国对第三帝国的反省过程介绍给中国读者。虽然对此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认为把德国对该问题的研究介绍给中国读者很有意义,所以就马上答应了。通过跟几位学者商量我选择了四个题目,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主要是想了解为什么德国的反省跟日     

日本学界“牙行”研究述评

<正>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而在中国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学术动向,通过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展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国人对日本研究成果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各视角的总体概括上,对于各视角下日本学者展开研究的具体状况,还没有清晰的认识。针对这一     

对“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的几点想法

对“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２１世纪”的几点想法夏之乾我以为这个题日至少包含有如下两层意思：一是从现在起我们应为中国民族学进入２１世纪做些什么准备？二是下世纪（当然只能是头一二十年）中国民族学要干些什么？这两个题目都相当大,只能简略谈谈其中某些方面作为引玉...     

从“大历史”到“中国梦”:全球思想史的遐思

<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又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2014年1月,笔者带着这两个大问题,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在德国不莱梅的雅各布大学,讲授《大历史导论》和《中国古典哲学文献选读》。前一个问题是由"大历史"提出的;后一个问题正契合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大同梦",尤其是近来为人们所热议的"中国梦"。尽管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切之情。不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褐马鸡和西藏杓兰的故事

<正>看到这个题目有人不禁会问,褐马鸡和西藏杓兰有什么联系?话说在山西沁源观鸟节期间,一号"明星鸟"褐马鸡的展示台却因褐马鸡阴差阳错的引路而让位于西藏杓兰。观鸟节还没开幕,我在组委会划定的六条线路上观鸟。一天上午,在下山途中海拔2300多米的山坡上,发现5只褐马鸡,停下的瞬间,褐马鸡迅速向山坡上跑去。我和妈妈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