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     

薄复礼小传

薄复礼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镇,十岁时就向往中国。1922年,薄复礼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经香港、上海、重庆,来到贵州,先后在遵义、贵阳、旧州、镇远、盘县等地传教。1951年6月10日,在贵阳与瑞士籍女教士露茜结为夫妻。1954年10月1日在贵州黄平县被萧克将军率领的先遣长征的红六军团扣留,此后,他跟随这支队伍一起长征了十八个月又十二天,途经贵州、湖南、云南等省的许多地方,于1956年4月12日在昆明近郊被释放。薄复礼在贵州生活了20多年,1952年离开了盘县,他当时的感受是：“说心里话,要我们这些人身体离开中国,还比较容易办到,而要我们从心里忘掉中国那是很难的。”后来,他们夫妇又到老挝一个叫巴色的小镇传教。1966年露西在巴色病逝,1967年薄复礼已是年过古稀,独自返回了英国居住。     

福州塔亭医院纪略

<正>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传教士入闽传教,同时,带来了西方医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抵达厦门,此后伦敦会、长老会、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新教相继而来,教会医院也随之在福建迅速扩展。据民国11年(1922年)统计,全省教会医院共有41所,至1949年,全省教会医院已达67所。福州塔亭医院为首批教会医院之一,其创办与发展的     

新教传教士与西医术的引进初探——《中国丛报》资料析

从明清开始,西方医疗技术(即今天我们习惯所称的源于欧美的西医学或称现代医学)逐渐传人中国。早期,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医学传人,并在华从事医疗活动。18世纪末,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夺取了海上霸权,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来华发展传教事业也到了迫不及待的时期。在该世纪的最后10年,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向外派遣传教士。美国的基督教也接踵而起。     

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广州的办学活动及影响

1807年9月,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经过了辗转奔波之后,登陆广州,开启了基督教新教在广州传教之序幕。以后各国差会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企图使中国国民皈依基督教。经历了不断的挫折之后,传教士们意识到要使“天朝大国”的老百姓接受基督教就必先改造其思想,于是他们选择了办学作为传教     

瑞士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的文献价值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基督新教传教士承担了重要角色。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瑞士巴色会传教士韶波所著《儒教衍义》即是一部反映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著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从儒教人性论出发,对儒教中人的德性、五伦关系、教育以及强国富民措施等都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批评和看法。虽然这些批评和看法有的地方不免偏激,但仍对儒学思想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反映了戊戌运动中传教士的思考和参与,是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基督教自18至19世纪期间,由于欧美教会出现过两次宗教觉醒之复兴运动,此乃受耶稣被钉十字架逝世后,使徒起而将"福音普传"世界使命之影响,相继组织差会(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传教士至亚、非洲等地普传教义。较著的差会,如英国之伦敦传道会、圣公会;欧陆信义宗的三巴会——巴色、巴冕、巴陵;美国的浸信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美部会等。而中国即为上述欧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为晚清来华著名传教士。他于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活动,在华活动时间长达45年,曾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期间,除了传教、赈灾及参与中国政治外,还与中国各宗教人士广泛接触,从基督教传教士视角考察研究了中国宗教情况。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传教士薛田资的山东历险

晚清时期的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许多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一100余年前,一批年轻的德国传教士,越过大洋,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些传教士自称"斗士",将自己从事的传教视作至高无上的事业。到了中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未知的命运,他们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有的则在华多年,从事传教、教育、医疗事业。     

广西平南县美籍传教士里奥·琼斯碑考述

广西平南县博物馆收藏有一块中、西文字刻写的美籍传教士里奥·琼斯墓碑,反映了近代美国玛利诺会士里奥·琼斯(Leo J.Jones)来华传教的事迹。这块墓碑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共同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玛利诺会在广西地区布道的历史足迹,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美国友爱会在山西的传教历程

1908年友爱会传教士来到山西传教,他们选择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的平定、辽县等地为传教区域。1910年起,他们在此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通过为人看病传播福音,通过办学传播文明、培养人才,友爱会的传教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他们经历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迅速发展三个阶段,1940年在日军的逼迫下沧然撤离。     

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

卫礼贤是 1 9世纪 90年代由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他在义和团时期表现出与西方众多传教士绝然不同的理念和行动 ;他对义和团缘起必然性及其斗争正义性的公允理解和支持在当时德国的舆论界并不是孤立的 ;由此引出对中国近代史上长达 1 0 0多年反教会斗争最本质原因的新思考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发展之概略

基督新教传入广州始于清中叶。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派遣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来华传教,他是基督新教第一个进入广州的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传教达25年之久,他没有建立任何教会,由他私下洗礼的信徒不过5人,但他毕生的工作却为新教在广州乃至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至20世纪初,传入广州的外国差会共有15个。其中美国9个,英国3个,德国2个,美国、加拿大联合1个。各差会在广州争相发展势力,扩充传教地盘,其活动区域从十三行一带向全市各个方向发展,先后在广州市建立起教堂30多间。基督新教在广州的传教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罗明坚“Tamincvo”(大明国图)出处探析

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79年,36岁的罗明坚与几位传教士乘船抵达澳门,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成功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定居,并开始传教。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结束。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是首批入华耶稣会士。他们不但成功打开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也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及其史料价值述评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及日记合集,记录了1918年至1924年该教会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及见闻。梳理该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发掘《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的史料信息,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民国时期的广西社会。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谋题。     

贵阳天主教六冲关中修院概况

天主教中修院位于贵阳城东北约五公里的六冲关。解放前,中修院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办理,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文根据亲身经历、见闻和有关资料,将中修院的沿革、学制教育以及传教士在中修院的一些活动概况,简要略述如后。     

清季安徽教案论略

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古代,前后有三次(唐、元和明末清初),最后一次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几乎全为耶稣会会士。“在十七世纪末期,安徽开始有教堂,一个比籍的耶稣会神父卫方济被许甘第大(徐光启的孙女,嫁给松江许牲——引者)的一个侄子邀请到五河县,并在那里付洗了几百个人。”到十八世纪初期,安徽除五河和婺源的东门镇(一作董门)有传教点以外,“对传教来说,还全是荒地。”“十八世纪是中国天主教的不幸时期”,当时因“祀祖祭孔”的问题在传教士中间引起争吵和分歧,从而也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愤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