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关怀暖人心——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广西瑶乡纪实

<正>在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特殊的石牌——《大瑶山团结公约》石牌。该石牌历经岁月洗礼,已是斑驳开裂,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是1951年8月,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下,大瑶山5个瑶族支系的代表一致协商后,按传统的“石牌制”形式,饮血酒立誓,将共同制定的《大瑶山团结公约》刻碑树立,70多年来,瑶山人民信守不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为广西乃至全国民族团结提供了成功范例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非遗”

<正>2021年,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石牌习俗”以规约习俗类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是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挖掘、保护、传承的成果。这一项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非遗”,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大瑶山瑶族人民与石牌制度在金秀70多年沧桑巨变中难忘的历程。     

对十月革命评价的一点认识

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下,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受到怀疑。苏联解体后,十月革命被彻底否定。否定十月革命的人主要指责十月革命打断了二月革命后的民主进程、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实行一党统治、独裁等。这是极大的扭曲。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等,彻底完成了二月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十月革命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民主制——民主制新的、最高的形式。苏维埃民主制的优势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无法比拟的。     

瑶族结盟约 金秀民族关系谱新篇

1951年8月,在中共领导下,金秀大瑶山各族代表自主协商,以传统瑶族石牌的形式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该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大瑶山各族人民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它废除了“山主”特权,改善了瑶族内部以及与其它民族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在新时代,利用《大瑶山团结公约》讲好广西民族团结的故事,为培育和擦亮广西民族团结这块“金字招牌”提供了成功范例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管控

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管控由原来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变化,由宗祠自发的救济扶贫行为变成了主要为有组织、规模的,有政府介入的社仓等救济组织;乡村治安,保甲制逐渐代替了个人防范行为;石牌法、“款约”、“埋岩”等习惯法也终究被充满理学道德理想主义的乡约所替代.     

近代广西瑶族地区教育初探

近代,广西瑶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本文在考察近代广西瑶族地区教育的方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广西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原因和意义。作者认为,政府的政策因素、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汉文化的影响是近代广西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瑶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瑶族子弟向学风气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进而推动了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让民族团结进步的金字招牌永放光芒

<正>1951年8月29日,时序已入秋,但大瑶山里仍艳阳高照,金秀村四周彩旗飘扬,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秀大瑶山各族代表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民主协商,为解决民族内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等矛盾,共同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并遵循瑶族传统的石牌仪轨,杀鸡饮血酒盟誓。     

“智慧旅游”背景下瑶族音乐在旅游产业中的创新发展研究

随着"智慧旅游"成为当前旅游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且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旅游产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瑶族音乐文化产业作为瑶族旅游的支柱产业,在瑶族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其音乐的单一性、有限性以及融合不足,使得瑶族音乐和瑶族旅游产业面临长效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智慧旅游"时代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的瑶族音乐发展模式,整合瑶族旅游景区以及周边产业,以期实现瑶族音乐的泛在化、多样化和可视化发展模式。以此来推进瑶族音乐的发展,促进瑶族旅游产业的进步。同时,本文还针对瑶族音乐发展所面临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以及各支系的音乐文化整合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瑶族音乐文化的融合提供参考。     

中国瑶族和东南亚瑶族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特点

瑶族文化是凝聚瑶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瑶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又根植于瑶族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它反映了瑶族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又对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瑶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有其自身的特点。     

作客白裤瑶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自治乡,亚洲迄今唯一保留着原始习俗的少数民族——白裤瑶,就居住在那里。 8月的这天,细雨(氵蒙)(氵蒙),我们一行改乘县里专门准备的几辆越野吉普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向那神秘的山寨进发。 路上的颠簸之苦,似乎被车窗外异常秀丽的景色抵消了。陪我们同行的南丹县委书记陈日华介绍说,白裤瑶族是我国南方瑶族的一个支系,因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清末民初国人学习西方建立国会政制,但质疑声也随之而起。先是章太炎在清末发表《代议然否论》,明确对该制说否;20世纪20年代初,章士钊响应太炎,再次发难批评斯制。此时,中国国会政制实践已逾十年,代议制弊端充分暴露,加之受西方议会批判思潮影响,代议"然否"讨论很快转至"存废"方向,废除国会成为各界近乎一致的诉求。由于政治家面临"法统"与"革命"的两难选择,结果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前提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国人批判代议制的主要理由是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代议制是间接民主,最好的政制形式是直接民主。在批判并处置国会的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各界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泰山“孔子登临处”石牌坊现状调查与保护

“孔子登临处”石牌坊,是泰山上一座重要的石牌坊。因多种原因,石牌坊存在着一系列安全隐患。为此,本文做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维护方案。“孔子登临处”牌坊的科学维护,也将对泰山众多石牌坊的保护起到有益的示范借鉴作用。     

唐鉴与清代富川瑶族教育的发展

清道光年间,唐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在瑶族治理问题上,他善于体察民情,重视教化,尤其是对富川县的瑶族文化教育颇为关心。面对当地长期动荡的局势,他一方面安抚瑶族民众、稳定乡里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兴建书院、奖励入学等方式,大力扶持瑶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唐鉴的这些举措,对于维系当地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在县级政权,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隆昌石牌坊刍议

四川隆昌县石牌坊现存17座,不仅时间跨度长,类别多,而且地方特点明显,融历史、文学、力学、建筑学及美学于一体,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通过实地考察,本文对现存石牌坊的沿革、类别、建筑艺术特点、文化价值及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今后石牌坊的保护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近代东方与中国史学发展的“东方式”特殊道路

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其社会形态都按照统一的规律运行与发展。然而由于生产方式以至地理、气候环境的差异,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诸形态又各呈特点。我想以中、日近代史学发展为例说明:一、东方民族一旦进入近代,都被迫无奈地进行一次“三级跳远”,即独立——民主——近代化。二、东方史学(泛指文化)被东方民族上述的三项时代任务所制     

美国文官制的改革

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官制改革,国内外史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美国文官制改革是“行政部门的总统和国会进行斗争的武器”;有的则把它看作是“在野派”和“在朝派”之间的斗争;有的说,文官制改革后的“量才录用是真正的民主”;有的则认为,文官改革法“实际上成为政府控制公务员思想的反动工具。”笔者认为,把美国文官制改革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部门或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未免过于简单化。而把它过分颂扬或绝对否定则失之偏颇。本文不打算对上述论点逐一评论,只就美国文官制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后果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瑶乡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探究

瑶族是道县21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最集中的一个民族,主要集中在四个瑶族乡。道县瑶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是我县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我县新农村建设全局,而且关系到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局。只有积极推进瑶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才能尽快改变瑶乡的落后面貌,才能保障瑶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局。为此,我对道县瑶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状况作了一些调研,总结了近年来瑶乡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了瑶乡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加快瑶乡新农村建设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     

论析“耍歌堂”的文化特征及其现实价值

“耍歌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和文化特征，展现了排瑶的历史变迁、民间信仰、文化艺术、风情习俗等。把这样魅力独特的瑶族风情，神秘瑰丽的瑶族文化，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大力挖掘、宣传和推广，对传承和发展瑶族传统文化，对促进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逃离虎口

1947年,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我父亲梅龚彬则是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我们全家都住在当时广州中山大学的所在地——石牌。当年5月,全国各地追随北京掀起了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5月30日,广州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决定疯狂进行镇压。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幕后组织者(事实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和军警闯入石牌,到我家逮捕了父亲。正当我家陷入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些进步学生,他们听说国民党特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