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近现代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当代阐释──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

近现代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当代阐释──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王琳中国直到近现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自然经济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社会的变迁,构筑了中国历史的基本层面。因此,了解中国历史的真象,应该首先从...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民国时期地方精英的乡村治理及其归宿探析——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宛西为例

<正>地方精英理论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Mills)认为,"精英"是指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确切地说,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1]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在地方舞台上(县、尤其县以下)起着支配作用",地方精英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宛西[2]精英,应包括自治领袖、民团首领、基层区镇保长中小学校长,以及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

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则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思考——以六盘水市落飞戛村为例

推动乡村振兴,农民是主角,国家提供的政策支持、经济支持、教育扶持、人力帮扶等都将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农民本身。农村党员作为一群特殊的“农民”,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奉献,本次调研将以六盘水市落飞戛村为例,探讨怎样建设一支好的农村党员队伍,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

1949年底,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由方国瑜、凌纯声、陈一得、张凤岐、罗常培、张席、张印堂、何塘、杨、于乃义等著名学者撰写,包括云南沿革、部族、气象、边务、语言、地质史、地形、矿产、农村、文献共十篇,基本上涵盖了云南史地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评论其"学近专门,事不蹈虚"。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从出版之日起即陷入"湮没"无闻的境地。本文初步探讨了该书的出版及"湮没"、内容与作者,认为它是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在云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民初社会变迁的深刻透视——评《民初十年社会透视》

《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从社会变迁的总体上对民初十年社会中政局、革命、政制、实业、思潮、教育、民运等社会层面作深入考察和剖析的学术著作,是几名青年学者多年合作潜心研究的成果。阅读全书,给人以研究方式有创新、分析问题有力度、体例构成有特色之感。     

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

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的形成与存在具有地域和民族的双重特征。其一 ,在长城以南的燕云农业耕作区 ,存在着承唐仿宋的州县下乡、里组织 ;其二 ,在长城以北辽河流域农牧交错带的三大农业集中开发区内 ,共存着“斡鲁朵”州县下乡、里组织与皇家私人庄园———寨、堡、庄、务等自然聚落 ;其三 ,在辽河流域的牧区及西部草原牧区 ,存着着“翰鲁朵”与游牧部族“石烈”下的抹里 (弥里 )、瓦里、得里和闸撒组织。有辽一代 ,各类社会基层聚落组织一直发挥着它们各自行政、生产、军事及宗教等不同方面的功能 ,并对辽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

在内乱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突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尽管这次争论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而且,这     

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例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较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模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形式,逐渐成为解决乡村贫困、振兴乡村经济的有效方式。在鲁中地区中郝峪村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创业的社会价值创造属性、经济价值创造属性及创新属性,都在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均衡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村落精英的操持下,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较好地诠释了社会创业的"初心",而社会创业也为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了动力源。在当今乡村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这一个案研究具有普遍意义,既有助于探索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也可进一步丰富社会创业理论体系内容及应用情境。     

职能整合不应忽视行政分权——试论大部制改革中构造行政分权机制的必要性

2008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大部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进行机构重组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分权机制的构造,因为行政分权一方面是国外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必然性;行政分权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趋向,这一趋向不应为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所掩盖;此外,行政分权是新组建的大部长期存在、有效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必要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构造完善的行政分权机制。     

浅论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以Z村调查为例

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变化与社会的整体变迁相连,并以社会的整体变迁为背景而发生。作为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人际关系方面的社会变迁在乡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本文在Z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对当代中国发生在农村中的人际关系的变迁进行描述。     

乡村庙会传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以明清时期襄汾黄崖村华佗庙会为中心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传统的乡村庙会仍是村民的日常事件之一,围绕着庙会有一系列鲜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襄汾县龙澍峪华佗庙会相关传说的分析,得出乡村庙会传说是村民对其生活空间的一种想象与建构,是村民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

苏寺村戏班成立于1942年,历经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对乡村业余剧团进行规范约束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遵章而为",苏寺村戏班的"自我节奏感"更鲜明,展现了底层社会在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真实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乡村人文化价值取向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整合之间的复杂关系。     

施压与抵制——从“窃线”案件看1940年代后期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延伸,但在某些传统乡村,乡村基层政权或许只具象征意义,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这种抵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生命体对国家权力在乡村延伸的本能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