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之策：隋大兴城的规划方法复原

隋大兴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杰作。通过对选址、定位、确定范围、划定轮廓、道路布设及里坊布局的分析可以看出,规划者以儒家礼制为纲,巧妙地将区域内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相融合,设定了汉三雍宫、广阳门、“九五”神位这三个坐标点,并形成了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两大九五格局。此外,南北中轴线、“九二”、“九五”等几条线也在规划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控制作用。这是一种“先定点,再画线,点线结合”的城市规划方法。据此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大兴城的规划步骤进行了探讨。     

杨隋国号考说

今湖北随州市一带,先秦有随国;随国灭亡以后,历置随县、随郡、随州等。北周武成元年,杨忠以扬威汉沔,得随国公;忠子杨坚袭封,并进爵随王。及杨坚篡周,以“随”意不祥而改为“隋”。“隋”国号之种种改动,反映出中国古今文化的一大特色：名号情结。     

考释青州出土的两通隋代墓志

青州隋代朱神达墓志和盆墓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研究价值,而且反映了当时书法艺术的高超水平,值得引起学界关注.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校注

近年出土的韦戚夫妇、韦彪夫妇等四方北朝墓志,周伟洲、罗新等先生先后做过考释和疏证,兹据墓志拓片,对周、罗的录文进行校正,并附墓志拓片图版,以供研究者比对。     

洛阳新出土隋《安备墓志》考释

《安备墓志》是近年出土于洛阳的隋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此后该墓志以及墓葬中相关文物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葛承雍率先对该墓志做了研究,考证了安备的家世和仕宦经历,指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后裔。文章还对安备墓出土石榻上具有祆教色彩的图像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石刻雕像、汉碑、石构件等文物。其中的汉碑可定名为"郭择、赵氾碑",碑文记载了此二人为太守之史,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塴工程,此碑是郭择、赵氾二人监作北江完工之后,为吏民所立,并追述郭、赵二人生平及善举义行。碑文最后叙述了塴吏和劳动者出钱为郭、赵二人立碑的经过。此碑乃生为立碑,是有关都江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唐代东都之洛阳县乡村里地名补考——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的考察

关于唐代东都洛阳及其郊区的历史地理问题,前人多有所探讨并且已经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但对洛阳城郊之洛阳县地名的整理与考证,鉴于传世文献的匮乏,过去学者少有问津。出土唐人墓志中有不少关于唐人具体葬地的记述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补证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出土唐人墓志为基本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代东都洛阳城之洛阳县所辖乡、里、村等地名,分门别类进行了考订。     

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小陵原”与“少陵原”的名称沿革

新得隋大业十二年《尹彦卿墓志》拓本一帧(图一),云近年出土于西安市城南长安区,石存未详。拓本高23、宽22厘米,志文11行,满行12字,楷书。似此类小于25厘米见方的隋代墓志小品(不含砖志),以笔者所见,还有河北武安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之名物考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等地出土的刻字骨签,是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④。刘庆柱、李毓芳、吴荣曾、赵化成、李均明、刘振东、张建锋等先生曾分别对骨签的命名、性质、用途、年代及其刻文所见工官、书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和探讨,多有建树,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历史文化的认知。笔者拟在各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各地出土弓、弩材料的分析,就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的名实、器用之性质以及相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