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渭河滩地垦殖与河道移徙——基于长安县马厂地的考察

历史时期渭河河道移徙是关中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长安县境渭河的摆动与汉长安城基址、汉唐渭桥遗存关系密切,对沿岸村落、农田、滩地等多有影响。本文基于大量清代题本、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资料,以清代长安县北乡高庙村、席王村、东席村、西席村、中席村、师家道口村、唐家村等周边马厂地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招垦缘起与发展、分布与规模、会勘类型与流程、滩地类型与土壤特质等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渭河滩地冲淤的时间特征、村落、滩地与河道的空间关系、河道"南迁"与"北徙"的变迁过程,指出渭河主河道迟至乾隆、嘉庆时期,仍然距现今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渭桥遗址埋藏区较近;渭河北移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完成的,并不存在由于某一次或某一年渭河涨溢而引发河道"大规模北移"的现象;长安县境渭河河道总体上呈现出"北趋"的大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南迁"也是河道移徙的重要特征之一。     

绿营兵与清代云南移民研究

绿营兵的招募、调遣、汛塘分布及其变化 ,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不断加强 ,决定了绿营兵与清代的移民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性。绿营兵及其家属不但在云南形成了三种移民类型 ,造就了三十八万多人的移民 ,而且还对清代民间移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

城市书院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城市书院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三个省会城市书院的时空分布及其选址特征的研究,以揭示三个城市之间书院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清代三个省会城市书院的建立和发展有时段的差异,也有重心的变化。书院的选址和分布格局在观念、发展道路以及格局模式等方面有同有异。     

清代直隶旗地考述

旗地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种土地占有形态。作为畿辅重地,直隶旗地与清王朝统治的兴衰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对有清一代直隶旗地的产生与演变进行了梳理,接着对清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旗民交产"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最终指出私有化是旗地发展的必然趋势。     

西安东岳庙主殿清代壁画价值探析

西安东岳庙始建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遗址内留存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和大型室内宫观壁画。其建筑高大,雕梁画栋,文化独具,自明代起一直以西安的文化特色而闻名。西安东岳庙主殿壁画总面积150平方米,在全国已知东岳庙范围内属于少有的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壁画。东岳庙主殿壁画54个司绘有忠孝仁义、帮扶危困、惩治邪恶、奖励良善等主题图像。壁画的错落式布局使得民众的生活图像和神仙的图像共处一幅画面,建立起了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共处的新秩序。壁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教化民众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关于清代西安城内满城和南城的若干问题

本文利用相关史料记载和地图文献资料 ,研究探讨了清代西安城的重城之制及满城、南城的修筑时间 ,满城的城墙走向、城墙质量及城门设置 ,满城的占地规模与内部布局特色 ,南城的城墙、城门、占地规模与内部布局特色等有关清代西安城的满城和南城的若干问题 ,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空白 ,并纠正了前人论著中的诸多错误说法     

清代中期苏州地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

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考察清代中期苏州地权在激烈争夺中的各种表现,包括地价上涨、兼并加剧、地权分割和族田快速增长等方面。二是探索人口、社会财富、土地责源和土地收益等因素对地权争夺的影响。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清代宫廷钿子图案研究

清代钿子属于清代女性头饰中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满族民族特点的饰品之一,造型图案上变化丰富,多种多样,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文章从清代钿子的基本特征上追溯它的审美内涵,在对清代钿子图案类型进行分析与思考,以期使清代钿子图案在当代有更好的传承应用。     

清代徽州才女研究

清代徽州涌现众多才女,处于社会上层的她们饱学闲适,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也比一般妇女受封建礼法束缚更深。徽州能产生众多才女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岑春煊与清末内蒙古垦务

岑春煊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他出身名门,少年得志,深得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宠信,官列督抚大员,梗烈自恃,遇事锋发,以直谏负时望;维新立宪,直至反对帝制、赞成共和,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合作者,但晚节不保,幻想南北军阀和议,被孙中山评价为“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     

秦牧苑考

秦养马业十分发达,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建立了官营养马牛牧苑.从出土秦简知:秦牧苑称公马牛苑,分设于县内;牧苑管理机构分为中央-县-公马牛苑三级,苑内总负责人为苑啬夫,下设有苑计等苑吏;为保证公马牛的牧养质量,国家还组织有游牧各县的大牧群,且制定了种种保护公马牛的法令.     

清代苏州书院研究

书院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苏州地区自宋代开始出现书院,至清代,苏州书院经历了前期复兴、中期鼎盛、后期衰落三个阶段。清代苏州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许多特点,不仅促进了苏州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繁荣了学术。     

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政治转型的客观原因:女真崛起

明未民族战争尤其女真的崛起,是明未农民起义的有力策应。努尔哈赤从起兵始就把矛头指向明王朝,但在具体战役的实施和轻重缓急的安排上极其谨慎。他与蒙古修好,使矛盾缓和,先统一内部,以防备明朝。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为长久发展,在内政上采取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措施,包括：创建八旗,实施军政合一的制度;建国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西去占领辽东;发展农业,以解决各民族的生计问题;改革政治,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再加上以德治人的统治个人素质等综合因素,是后金军事上战胜明朝,政治上打败蒙古,使整个蒙古社会转型的重要害观原因。     

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考

冰岭道作为乾隆平回之后为屯田伊犁而设的首条官方台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较为缺乏。近年来,虽有学者对冰岭道做了专门探讨,但对于此路最为重要且变化最为剧烈的建置初期的情形,却由于汉文史料的匮乏而论述简略,考证失实。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满汉文史料,对冰岭道的建置情形进行了考察。首先,证实了冰岭道建置初期并非仅有两阶段,而是有着层次分明的三个阶段。其次,对三阶段中所设台站的兴废增减进行了梳理,并阐明其调整过程不仅反映了台站职能的变化,更体现了清廷对新疆统治思想的变迁。最后,考证出伊犁驻防建设初期,伊犁地区与外界沟通的官方台路仅有冰岭道一条。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