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蜀青铜器”的族属

蜀族墓葬的墓口为窄长方形,葬具为船棺。巴族墓葬的墓口为宽长方形,葬具以单棺、单椁和一棺一椁为主。二者随葬陶器的种类相近,但组合各有不同。属于蜀族的"巴蜀青铜器"主要有柳叶矛、柳叶剑、三角援戈、无胡戈、双胡戈、荷包钺、斤、凿、凸刃环首削和直刃无首削,属于巴族的"巴蜀青铜器"主要有鍪、釜、虎纹单胡戈、斧形钺和斧。鍪、釜、柳叶矛、柳叶剑、虎纹单胡戈和凸刃环首削虽然族源不同,但在蜀族墓葬和巴族墓葬中随葬均较多,已成为蜀族和巴族共用之物,不分族别。     

商周文化入蜀时间及途径初探

愈来愈多的资料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位于今天四川盆地的巴蜀之国就与中原大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文化曾对巴蜀文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商周文化又是从何时、于何处入蜀的呢?本文试图借助一定的史籍资料和考古成果,对其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商周文化入蜀的时间 关于商周文化入蜀的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在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中,就有关于“蜀”的记载。但胡厚宜先生认为,殷墟卜辞中的“蜀”在鲁地,“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而郭沫若、董作宾和顾颉刚诸先生认为:“蜀的地望在今之     

试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宋人对“蜀乱”的认识与辨析

"蜀人好乱"之说起源于南朝,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仍是社会各界的主流认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蜀社会稳定、地位不断提升,以蜀人为主的一部分士大夫从乱蜀者、蜀中及全国形势、治蜀政策等多个方面,极力批判蜀人好乱之说,为蜀人辩诬。明清以来,蜀人好乱之说更为流行,宋人的辨析无疑在巴蜀史上成为独特的现象,其深厚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内涵值得人们反思。     

大目龙象形字“蜀”之音义与炎帝文化——兼为“大目龙”正名

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大目龙(又称"C"字形龙)是"蜀"字的原型。"蜀"的本义为阳性生殖器,与器形非常吻合。"蜀"通"涿",蜀山氏、涿鹿,都指向农业之祖神农。有发达原始农业的红山文化应是炎帝神农氏传说的考古学背景。炎黄之战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最早入侵以及二者的交融。     

天一阁藏明代四川方志考述

四川古史,代有记载。自三国时谯周撰《三巴志》始,踵事则有晋常璩《华阳国志》、常宽《蜀志》、唐郑日韦《蜀记》,宋张守约又重修《蜀记》一卷,诸书仅记蜀事、人物、古迹、寺观之属而已。其编方式,以《华阳国志》为例,“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李特、(李)雄、(李)寿、(李)势之僭窃。续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士女。     

先贤典籍中的介之推

"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这是唐人赞美介之推的诗句。2600年前的介之推,以瑰奇的行止、卓越的品格,将英名写在了三晋大地的山水之间。     

巴蜀戎事考

巴与蜀都是尚武的民族,其戎事载于史乘者,不绝如缕。巴在历史上曾与商、楚、蜀、秦发生过战争。蜀在历史上与商、周、秦、楚、巴及青衣羌等西南少数民族发生过战争。巴蜀军队的主要兵种是善于近战的步兵,而皆无车兵与骑兵。巴蜀皆有水师。步兵或水军都是以五人为基本战斗单位。巴、蜀均有其根据军事态势而设立的军事据点,巴的军事据点分为东西两线,蜀的军事据点分为南北两线。     

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

岷江,在明代以前的史书中,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流。生活在我国西南四川盆地的古族"蜀"族的发祥地,也有史料记载认为是在岷江上游一带的山地。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记》说,蜀之先王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进一步将古蜀国的历史与其"居石室"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史书《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同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谅,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停为纵目入家也。"本世纪初,英国人陶然士（T．Torrance）在四川西北一带传教,曾于理县、汶川、茂汶等地的羌族村寨中发现并采集…     

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

自上古时代至秦汉,巴蜀之地业已存在的蜀-印度民间通道的存在,为包括广汉郡在内的巴蜀民众,以民间交往的形式,接触、容纳胡风与胡俗,提供了前提保证。活动于巴蜀的寅人,以天性劲勇、劲锐善舞、俗好鬼巫而著称于汉代。在崇信巫术的时代,在喜爱歌舞的部族活动地带,踏歌而舞的“胡人舞蹈”一旦传入,因为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通,就不会遭遇到排拒,完全可能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邓少琴先生与巴蜀史研究

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的钜著《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者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之一,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次。